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的出版，标志着新古典主义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参见樊纲，1991，第9页）。这是以完全竞争静态均衡为特征的微观经济学体系。而凯恩斯之前的宏观经济学，则是受新古典货币数量论支配。新古典货币数量论不仅仅是关于货币购买力或货币价值如何变动的理论，更主要是一个关于M如何影响对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MV，并通过MV影响一般物价水平P和产出水平T的理论。虽然一般认为欧文·费雪（1911）第一个对货币数量论做了系统阐述[41]，但货币数量论实际上有3个不同的版本（参见布劳格，1985）：一是费雪在《货币的购买力》（1911）中系统化的交易方法；二是由马歇尔、瓦尔拉斯[42]、魏克塞尔、庇古发展的现金余额方法；三是与罗伯特森和青年凯恩斯联系在一起、并在庇古[43]的《产业波动》（1927）一书中详尽阐述了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概念而登峰造极的收入方法。

按照帕廷金（1965，中译本第174-175页），新古典货币理论是按照交易方程式或现金余额方程式组织起来的思想体系。新古典方程式的明显不足在于，它们未能显示利率的作用，从而不能适用于分析利率的整个理论体系；同样它也不能用于证明古典学派关于货币量变动不影响利率的主张。对此，我们称之为传统货币数量论。而收入说的货币数量论则从货币收入—支出分析出发，从流通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将收入—支出分析方法进一步转化为储蓄—投资分析，进而又提出利率因素作为投资和储蓄关系的杠杆；从此出发论述货币对价格水平波动的影响，这就将货币的间接作用进一步深入到生产领域，从而进一步引出货币和经济周期的关系。其中，魏克塞尔可以说是货币数量论向收入、储蓄和投资分析的转折点。而20世纪20、30年代关于信用周期理论的大辩论中，收入说得到了充分发展，其代表是罗伯特森（1926）和凯恩斯（1930）。对此，我们将其看作新古典货币数量论或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发展形式，专门进行讨论。

一、费雪的现金交易说

交易方程是由西蒙.纽科姆（Simon Newcomb，1885）用公式表示，并由费雪（1911）加以推广的：

MV=PT

方程式是一个恒等式，式中M代表货币存量；V为货币的流通速度，即单位美元存量每年转手的次数的平均数；P为该式有关的货币交易中的平均价格水平；T代表这些交易的每一年的物质流量。考虑到交易的非单一性，费雪又写出MV=ΣpiQi 。式中pi、Qi是单个商品的价格和数量。在费雪的交易方程式中，T和Qi是对所有包括清偿货币、中间产品和劳务以及最终产品和劳务、过去生产的商品以及新生产的商品、金融资产以及产品在内的交易的衡量。相应的流通速度也是综合性的。

费雪区分了两种交易媒介即通货和活期存款的数量M和M’，以及它们各自的流通速度V和V’：即MV+M’V’=PT。体现了作为交换媒介的银行存款在通货中的重要性的增加。过去的实践仅仅把政府发行的通货计算为货币，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把它看作为健全货币或基础货币，而且认为银行的作用在于增加货币的流通速度，而不是增加货币存量。

如何从交换方程中得出货币数量论？费雪认为，通过货币进行交易的实际量T是外生的；流通速度取决于制度和习惯，它不依赖于方程中的其他变量；通货供给即用通常的术语来说货币基础，在通货和银行准备金之间的划分是稳定的，并且不依赖于方程中的变量；银行是完全“贷足”，因而存款M’是准备金的稳定的乘数，它取决于银行的谨慎态度和规章制度；外生的通货供给本身的变化是冲击的主要根源。在上述情况下既定的情况下，它使价格水平P发生同比例的变动[44]。费雪相信，市场体系会不依赖货币因素而独立地达到商品生产的一定水平，该水平由可得资源和技术水平决定。于是，唯一可自由调整的变量就是商品的价格水平。费雪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复活了古典学派的假设：货币因素至少在长期内不影响经济活动。这就是新古典两分法的含义。

二、剑桥现金余额说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分析货币的媒介商品交换的作用有两个角度：一是代表“一般购买力”；二是用作购买力的暂时栖身。货币的前一方面作用在交易说中得到了强调；货币的后一方面作用则在现金余额说中得到了强调。它是由剑桥经济学家马歇尔（1923）、庇古（1917）等发展的。马歇尔（1923，中译本第43页）认为，交易方程式的缺陷是“并未指明控制通货流速的原因；为了揭露这一原因，我们必须看看该国人们选择以通货形式保留在手边的购买力的量”。因此，剑桥经济学家探询了人们的货币需求和持有货币的动机。那么人们或企业愿意持有多少货币作为购买力的暂时栖身呢？马歇尔、庇古认为这有两个因素决定，一是人们对持有货币加以权衡利弊、得失而作出决定，“货币保持在手里不产生收入，所以每个人多少是自动和本能地权衡利弊，即把增加持有货币的利益来对比将这增加的货币用于商品的消费（如购买一件外衣或一架钢琴）所得到的直接满足，或在一些企业中用于厂房设备或股票投资所得到的货币收入。这样，一国所保持的货币总值不会比它的成员所愿意持有的现成购买力低得或高得很多。”（马歇尔，1923，第38-39页）这实质上是新古典主义的边际分析。庇古（1917，第45-46页）更明确地运用了这种边际分析，他认为人们将他们的收入用于生产或以货币的形式保持在手里会有一定的安排，“使得他们的收入的最后一个单位用于生产或用于持有货币都会产生同一数量的满足”。二是人们的“价格预期”是决定收入中货币保有比例的另一个因素。“对总的商品价格将会下降的预期，加强了人们持有货币的愿望；预期价格上涨则产生相反的结果”（庇古，1917，第48页）。因此，若用k来表示人们人们持有的货币量占名义国民收入的比重，剑桥货币需求函数为：

Md = kPQ

Md是持有名义货币余额的需求，是货币收入减去支出后的余额，也称现金余额；PQ是名义国民收入。另一方面，剑桥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即有形货币加支票户存款）的供应是由货币当局决定的，因此Ms是外生的。由于k是可以看作常数，而产量或实际国民收入Q是由生产技术和消费或家庭的偏好决定的[45]，可以看作是货币领域之外的常数。因此一般价格水平P只能由M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了货币数量论的结论：货币数量的变化在长期内不会产生真实效应，却能决定物价水平。

虽然交易分析方法和现金余额分析方法的货币数量论结论是相同的，但在货币的定义、变量和分析技术上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并影响了后来货币理论发展的分歧和争论。

第一，交易分析方法把货币定义为债务清偿中凡是用作交换媒介的东西；现金余额说还很适用于诸如不能用支票转让的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这样的购买力的暂时栖身。

第二，交易分析方法导致对支付过程有关的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的强调：例如银行体系的发展、达成交易的财务和经济的安排、通讯和交通运输的速度等；而现金余额分析方法导致对影响货币作为资产而使用的那些变量的强调：即因持有货币而不是持有其他资产所造成的成本和收益、未来不稳定性等，从而奠定了关于货币需求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基础（参见布劳格1985，第635—636页；弗里德曼，1987）。

第三，交易分析方法注重流通中的货币量，是用“飞翔的货币(money on the wing)”即货币流通速度来表述货币数量论，是一种流量分析方法；而现金余额分析方法是用“栖息的货币(money sitting)”即现金余额来说明货币存量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存量分析方法。

第四，费雪的交易分析方法是总量分析的，它关心的是整个经济为了实现一定交易量而需要的货币量；而剑桥的现金余额方法是微观分析或边际分析，它关心的是假定必须实现交易的情况下个体愿意持有的货币量。

三、传统货币数量论的性质

布劳格（1985，第633页）认为，把货币数量方程，MV=PT，转变为货币数量论，至少需要3个至关重要的假设：（1）在因果关系的方向上必须是从MV到PT；（2）当M变化时，V和T必须是不变的，也就是说，所有V和T的变化必须归结为非货币因素的变化，比如银行业的创新活动，新的支付习惯，整个经济的生产力的增长等等；（3）名义货币的存量必须是外生决定的，即独立于公众对货币余额的需求，在金币本位制下它取决于金矿的产量和国际收支平衡，在可兑换或不可兑换纸币本位制下它取决于中央银行对狭义的“高能货币”基础的控制，因为商业银行体系发行的支票和银行券或多或少与中央银行创造的高能货币基础有着严格的联系。

这样，就得到货币数量论的简单表述：货币供给的外生变动只会引起一般价格水平的同比例变动。哈里斯（1981，第4章）称之为“原始货币数量论”。

这种严格形式的货币数量论把货币的职能定义为一种交易媒介，并假定人们只关心其现金余额的当期购买力，即人们希望在经济的实际产出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时持有一个不变的实际现金余额数量M/P，因此为了维持现金余额不变，价格水平必须按照名义货币供给等比例变动。等比例定理意味着一种均衡状况，因此它暗含着当货币变动时出现失衡时，在M和P之间有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这种调整机制早在古典货币理论中已区分为两种不同的M到P的传导机制：即最早由康替龙和休谟阐述的“直接机制”以及由桑顿（1802）阐明并被李嘉图（《黄金的高价》）引用“间接机制”。直接机制相信在实际和合意的真实余额之间的失衡将刺激支出而最终导致价格与货币的注入量等比例变动；另一方面，间接机制相信在没有市场利息率下降的情况下额外的现金不可能被注入到经济中，只有在利率下降刺激投资支出，从而对价格产生向上的压力直到利息率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因此，等比定理不是关于短期均衡结果而是关于长期均衡结果的定理。在长期均衡中，货币是中性的，即名义货币供给的变动不会对真实经济变量，例如对产出、就业和资源配置产生影响；而从短期向长期均衡过渡期间，货币变动能对真实经济活动产生清楚的影响。

哈里斯则认为，货币数量论者不仅论述了一般价格水平的决定，利率的决定，货币供给理论以及货币需求理论这样一些问题，并且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因此他认为应该把货币数量论作为一种思想框架。弗里德曼（1956）指出：“货币数量论是一个使人想起一般方法的术语，而不是一个定义完整的理论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