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市场出清假说暗含着价格可以自由地迅速调整以出清市场，因此它构成了新古典分析基础的关键，也是与正统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模型形成鲜明对比的关键所在。在主流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包含这样一个假设，由于价格调整缓慢（价格刚性），市场可能不会出清，所以经济可能处于一种持续的非均衡状态；在货币主义的模型中所包含的假设是，价格会以相对较快的速度调整以出清市场，虽然认为在短期内经济可能是非均衡的，货币主义认为在长期经济将自动回到自然产出率和就业率，即回到宏观经济均衡状态。

根据理性预期、持续市场出清和总供给假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得出了与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不同的政策结论，其中最著名的是“政策无效”的主张[76]。新古典的政策无效主张首先是由萨金特和华莱士（1975、1976）两篇文章中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由于理性的经济行为人在形成预期时把任何已知的货币规则考虑进去，货币当局的系统性货币政策即使在短期也不能影响产量和就业，即货币是超中性的；只有未被预期到的货币失察才对真实产量有影响。此外，它声称，任何通过随机或非系统性货币政策来影响产量和就业的企图将只会增大产量和就业围绕他们的自然率水平的偏差。因此，新古典学派对正统凯恩斯主义政策积极主义的主张是截然相反的，并与货币主义的主张有微妙的差别[77]。但是值得强调的是，新古典政策无效主张的货币理论基础仍然是货币数量论。按照这一理论，如果厂商和工人都已经知道货币供给增加，则根据货币数量论他们也知道物价会相应地上涨，于是他们相应地调整（提高）价格和名义工资，结果真实产量并没有随着货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四、新古典均衡经济周期理论：小结

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贡献主宰了20世纪7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研究，引起了所谓“理性预期革命”，并对主流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有关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或货币政策）的作用及实施的争论带来了冲击。实际上，占据统治地位（1972-1982）的新古典理论是货币失察模型，它最初是由卢卡斯（1972、1973）提出的。把弗里德曼—费尔普斯的自然率假说，以及瓦尔拉斯传统的持续市场出清假说和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在一起，卢卡斯模型才得以严格证明：如果通货膨胀是未被预期到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将如何产生。由于通货膨胀取决于货币增长率，同时由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行为人不可能系统地出现意外，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将是无效的。政策无效主张意味着实际变量的平均值不可能受到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变动的影响，这是一个反凯恩斯主义的结论。

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家如巴罗、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对均衡经济周期的货币失察的解释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在70年代末，新古典均衡分析方法的一些弱点就明显表现出来了。特别是“到了1982年该模型同时陷入了理论上的和经验上的绝境”（参见斯诺登等，1994，中译本第282页）。这些缺陷在理论上被认为主要是使用持续市场出清和不完全信息这两个假设的结果。批评者认为，既然经济行为人能够以相当低的成本很容易获得价格总水平和货币供给的数据，这怎么能与被认为是由信息缺口造成的真实经济周期的幅度和长度相一致呢？例如，奥肯（1980）和托宾（1980b）首先指出了与信息混乱相关的假设的不合理性，因为新古典模型处于方法论上的考虑排除了粘性价格，因此对包含货币与产出之间因果关系的经济周期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西姆斯（1983）对货币与产出相互关系中货币作为诱因的怀疑给经济周期的货币解释打上更大的问号。在经验上，“预期到—未被预期到的货币争论”表明，新古典政策无效主张或者说“预期到的货币是中性的”观点缺乏经验支持。对新古典货币失察模型的批评，一方面直接导致了从80年代初期开始对总量不稳定的新古典解释主要集中到真实冲击方面，这就是所谓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虽然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倡导者抛弃了解释经济周期的货币失察分析方法，但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和传导机制部分（例如调整成本）。另一方面，允许经济行为人拥有理性预期、同时结合了自然率假说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这里市场并不是持续出清，价格和工资的调整是缓慢的）出现，为稳定经济的干预主义政策（既包括需求管理也包括供给管理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

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一、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特征

对新古典货币经济周期理论的批评首先来自于凯恩斯主义者托宾（1980 b）的一篇文章。在该文中，托宾在批评卢卡斯的货币失察解释时指出，“在自然禀赋、技术和偏好的波动的推动下，完全信息模型的真实均衡可能发生变动”，同时如果这种波动是持久性的随机过程，那么所得到的观察结果“就可能象是经济周期”。面对托宾（1980 b）的批评，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82）发展了非货币的均衡模型，它与随后的朗和普洛瑟（1983）、金和普洛瑟（1984）的论文一起被称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还包括艾伦?斯托克曼、塞尔焦?雷贝洛、以及罗伯特?巴罗等。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前提假设是技术进步率有着大的随机波动，认为这种对生产函数的供给方面的冲击造成了总产量和就业的波动。真实经济理论家沿用弗里希（1933）的做法，区分了刺激机制和传导机制。刺激机制是最初的冲击，它使得一变量偏离其稳定状态值；传导机制包含那些使冲击效应随时间向后传递并使得对稳定状态的偏离持续化的因素。典型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是由外生的生产力冲击推动的，而要素生产率的随机波动是由技术变动率较大的随机变动引起的。与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即索洛模型不同（该模型认为长期内的人均产量取决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则假设为随时间稳定地发生），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特别强调技术变动的不稳定本质，他们把技术变动当作总产量变动的主要原因。

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表明，真实工资较小的顺周期变动是与就业较大的顺周期变动想联系的[78]。因此为了使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解释总量波动中的观察到的就业的大幅度变动，就迫切需要一条真实工资弹性很大的劳动供给曲线，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采用了卢卡斯和拉平（1969）最初提出的跨时劳动替代假说，即家庭随时间改变其劳动供给，当真实工资暂时较高时，他们更愿意去工作；反之，则他们的工作时间就减少。在这种框架里，跨时劳动替代作为有力的传播机制使得劳动供给对真实工资较小的变动作出很大的反应，工人根据他们的偏好和能够得到的机会选择失业和就业。因此，对生产函数的供给方面的冲击造成的总产量和就业的波动，是由于理性的个体通过改变他们的劳动供给和消费决策回应相对价格的结构变化的结果。

因此，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实际上是建立在新古典均衡分析方法的基础上的，它的传导机制分析与卢卡斯—巴罗货币失察分析是完全相容的，因此它可以合乎逻辑地被看作是对卢卡斯—巴罗模型的细化和发展[79]。它对新古典货币经济周期模型的发展[80]，主要体现在：（1）对占主要地位的供给冲击因素的强调，从货币冲击转变为技术冲击；（2）放弃了在卢卡斯的货币失察模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对有关价格总水平的不完全信息的强调；（3）通过整合增长理论和波动理论，打破了宏观经济分析中对短期和长期的两分法。

二、 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周期理论的融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经济增长“黄金时代”的同时，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也进一步形成，其重要的标志：一是解释周期现象的“乘数—加速度”相互作用的模型的建立（萨缪尔森，1939；希克斯，1950），这个模型把经济波动看作是真实总需求（主要是不稳定的投资支出）推动的，它不重视货币因素，同时认为供给方的现象提供了形成经济周期转折点的约束条件（参见莱德勒，1992）；二是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之上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出现（托宾，1955；索洛，1956、1957；斯旺，1956；米德，1961）。在新古典综合在经济学界牢牢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宏观经济分析的中心从经济周期现象转变到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需求管理政策和经济增长方面。一些经济学家自信经济周期已不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乘数—加速度模型到了60年代早期已不再是研究的焦点），甚至到了1969年，一些经济家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周期过时了吗？”（布朗芬布伦纳，1969）。随着与70年代的两次石油价格上涨有关的供给冲击，使得经济学家意识到供给因素在解释宏观经济不稳定中的重要性；再加上把总需求波动作为不稳定主要根源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不能有效解释与加速通货膨胀相伴的失业的上升，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建立供给方面具有一贯的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

70年代对经济周期现象研究的重新关注集中在经济时间序列的统计性质的分析上，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将经济长期增长趋势从周期中分离出来，其方法是设想经济沿着由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索洛，1956）描述的反映潜在的趋势增长率的轨迹演进。这个方法假设GNP的长期趋势是平滑的，同时围绕趋势的短期波动主要是由需求冲击决定。这种方法同时被主流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所采用，一直到80年代早期。在它们的需求冲击模型中，都把产出对趋势的偏离解释为暂时现象。所不同的是，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种偏离是剧烈的而且持续较长时间，因此有理由采取矫正行动；而货币主义，特别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由于确信市场力量具有保持均衡的能力，因此否认对积极的稳定政策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