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尔逊和普洛瑟在198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上述传统研究方法和观点提出了挑战。纳尔逊和普洛瑟（1982）对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研究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将货币扰动作为纯粹的暂时波动根源的宏观经济模型可能从来都不会成功解释产量“漂移（drift）”的大部分，由真实因素造成的随机变动是任何宏观经济波动模型的一个核心部分。”纳尔逊和普洛瑟之所以得出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们在研究美国经济的数据时发现产量（GNP）的变动轨迹具有随机游走的统计过程演进特点。纳尔逊和普洛瑟的发现对于经济周期理论有着根本性的含义：如果技术变动引起的对生产率增长的冲击是经常性的并且是随机的，那么具有漂移的随机游走情形的产量轨迹将表现出类似经济周期的特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所观察到的GNP波动是产量的自然趋势率的波动，而不是对平滑的必然趋势的偏离。也就是说，表面上象是围绕着平滑趋势的产量波动，事实上是由一系列的持久冲击引起的趋势自身的波动，每一次持久的生产力冲击决定一个新的增长轨迹。

纳尔逊和普洛瑟的研究结果表明，决定趋势的经济力量和造成波动的力量没有区别。既然在增长过程中和经济周期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相互作用，那么根据索洛的研究成果将增长理论从波动分析中分离出来的传统做法是不合逻辑的。由此，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通过消除趋势和周期的区别，开始整合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周期波动理论（参见金等， 1988a 、1988b；普洛瑟，1989）。另一方面，根据货币中性假设，在新古典世界中的GNP的持久变动不可能是货币冲击的结果，因此造成不稳定的主要力量一定是真实冲击，由此，纳尔逊和普洛瑟（1982）认为他们的发现在经济周期分析中货币理论已变得不重要了[81]，这不仅与主流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家（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形成鲜明对照，而且与20世纪20—30年代货币和信贷周期理论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解释截然相反（参见哈伯勒，1963）[82]。早期新古典分析方法的主要代表之一的巴罗也认为，7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解释货币非中性的强调是弄错了方向，因为早期“新古典方法并没有很好解释货币在经济波动中的重要作用”，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代表着“真正的进步”（巴罗，1984）。

随着真实经济周期模型逐步取代货币经济周期模型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内的主流地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倡导者卢卡斯和巴罗将研究的注意力转向为经济增长分析建立更加一致的微观基础上[83]。在罗默的研究成果之后（参见保罗.罗默，1986；卢卡斯，1988、1993；巴罗，1991），经济增长这一研究领域再度受到关注。卢卡斯认为经济周期已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至少从1945年以来美国经济所经历的水平上来看。依据他的观点，如果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设计更复杂的稳定政策以消除经济周期风险的残差量，而是提高生活标准，那么理解经济增长过程就更是远为重要的（参见卢卡斯，1987，第30-31页）。

三、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货币中性、货币内生性

货币中性是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该模型里，货币不仅在长期是中性的而且在短期也是中性的，即货币是超中性的。这与在70年代晚期主流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家（货币经济周期理论）的观点所有不同。这些主要思想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如托宾、弗里德曼和卢卡斯，都同意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对经济有真实效应并且对解释产量的波动有重要作用。就象卢卡斯表述的那样，“至少从休谟的文字开始，这两种互不相容的观点——认为货币变化是中性的单位变化，以及认为这些变化引致了就业和产量的同方向变动——之间的拉锯战，一直是货币理论的核心”（卢卡斯，1996，第664页）。虽然他们在关于货币和产量二者关系的本质和强度，以及关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相对有效性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分歧，但观点各异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货币现象对于经济周期研究是关键性的。货币和产量呈现正相关关系，而货币变动领先于产量变动这一被普遍接受的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甚至被看作是从货币到产量的因果关系的有力证据（西姆斯，1972）。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1982）对货币和经济周期关系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经济数据“确定无疑地支持了（货币供给）变化率数列在长超前期下与相应的周期正向吻合的观点”（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第36页）；并认为货币供给增长率变化引起真实经济活动的变化的系统性证据，支持了货币导致产出波动这种因果关系的解释，从而有力地支持了货币主义观点——货币不稳定是真实量值不稳定的核心。

另一方面，正如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率先指出的那样，货币和产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只是表明货币供给是对经济活动作出的反应，而不是相反。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是内生的，经济学家观察到的货币对产量的相关性是反向因果关系的证据；也就是说，对未来产量增长的预期导致目前货币供给的增长。特别是在中央银行（联储）和银行部门对经济发展所有反应的情况下，货币总量的变动就不是外生的了。 根据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经济扩张期间对货币的需求会扩张并诱导货币供给的调整反应，在货币当局盯住利率时尤其如此（参见巴罗，1993，第18章）。向量自回归分析（VAR）表明，一旦利率包含于被估计系统的变量里（指利率为内生变量），那么，货币就不再拥有强大的预测力量，这一分析支持了贬低货币所起的原因性作用的做法。西姆斯（1980，1983）、利特曼和韦斯（1985）的贡献提供了支持真实经济周期方法的重要证据，并为其经济周期模型中的非货币倾向提供了支持（参见艾肯鲍姆和辛格尔顿，1986）。

最初建立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没有货币特征。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82）起初着手建立一个只包括实际变量但能够扩展到考虑名义变量的模型。但在建立了他们的真实模型之后，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总结道，由于经济周期几乎能够完全由真实数量解释，因此货币部门的引入是不必要的（参见普雷斯科特，1996）。尽管朗和普洛瑟的模型不包括货币部门，金和普洛瑟（1984）把货币与产量之间的历史联系解释成货币对产量的内生反应，即反向的因果论。他们说明，表示银行部门负债的内部货币（也即M1等货币总量的组成部分）与美国产出变动之间的相关程度，高于联储负债（外部货币）与产出的相关性。金和普洛瑟认为他们的发现是一个证据，即M1、M2等广义货币总量与产出间的相关关系，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银行部门对经济干扰的内生反应，而非货币政策的结果。金和普洛瑟（1988）、金、普洛瑟和雷贝洛（1988）以布莱克（1987）和法马成果为基础，进一步阐述了货币与产量之间反向因果关系。在他们的模型里，“货币服务是私人避免生产的中间产品，其数量随着真实经济的发展而上升和下降。”金和普洛瑟（1988）认为，金融业提供了便利市场交易的会计服务流。通过将金融部门嫁接到生产和消费的一般均衡模型中，金和普洛瑟说明了真实产量，信贷和交易服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将如何产生，而这些共同运动的时间轨迹取决于真实产量变化的根源。他们的模型暗示内部货币（银行存款）将随产量正向变动。另外，金融服务能比最终产品更快地生产出来的事实意味着，金融服务的扩张很可能先于产量的扩张。银行储蓄的存量因而与产量是高度相关的，银行储蓄成为经济周期的领先指数。这与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提供的证据是一致的，但观察的角度完全不同。在货币主义模型里，货币数量的外生变化在造成产量的运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与此不同，金和普洛瑟强调储蓄对计划的产量运动的内生反应。实际上，金融部门的产量与其他部门的产量的运动是一致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货币是内生的”这一观点也正是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参见第6章；卡尔多，1970）。例如，关于货币与产量的因果关系这一问题，琼.罗宾逊（1971）指出，这种相关关系可以用货币数量方程来解释，“如果从方程的右边来看的话。因此市场活动水平的显著上升很可能后于货币供给的增加”。因此，在“货币是内生的”的命题上，后凯恩斯主义者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似乎结成了一个很不合理的同盟，他们似乎都同意罗宾逊的观点，即数量论方程（MV=PY）应当按照因果关系从右向左看。

正统凯恩斯主义者在考察货币与产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时，也提出了时间选择问题。托宾（1970）说明了能够建立一个货币供给是对收入变化的内生反应的超级凯恩斯主义模型。在该模型里，真实经济活动的变化落后于货币供给的扩张之后，因为厂商为了给其计划的扩张提供财力而从银行借入资金。托宾证明，从时间证据推断出货币供给的变化导致了真实经济活动的变化，是犯了“发生于其后则为其果”的错误。然而，尽管托宾的观点是对他认为的货币主义对货币力量的夸大的挑战，但它肯定没有得出货币与经济活动没有关系这一结论（参见卡甘，1993）。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中，研究了美国1954—1989年间的经济数据，得出了“物价水平表现出清晰的逆周期形式”的结论，并抛弃了经济周期中与货币总量有关的一个被确认了的特征事实，即价格和通货膨胀率的顺周期特征，从而对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的争论的整个基础提出了质疑[84]。他们指出：“没有证据表明货币基础或者M1引起了周期，尽管有些经济学家仍然相信货币神话。”（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90）。无疑这种主张是对关于货币作用的传统主流经济学家观念的巨大的挑战。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拒绝了这种“对传统观念的不恭”，作为反对真实经济周期分析的结果，他们结成了同盟（对于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早期研究成果的辩护，参见施瓦茨，1992）。

主流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新古典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家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和后凯恩斯主义之间关于货币和经济活动关系的不同观点表明，“在增长和波动的均衡理论中货币的作用仍没有被很好地理解，它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参见普洛瑟，1989）。

“新货币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