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利润率”的存在，表明了马克思经济学可以表述为一种一般均衡理论。实际上，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来自于古典经济学。斯密在《国富论》中最先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机制。斯密和李嘉图都使用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和资本在各部门之间的转移来说明这种均衡的实现机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阐述了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型问题后，曾系统讨论了这种古典一般均衡理论[110]。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之后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学在提出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理论之后，采用所谓的“古典学派的统一利润率”假设，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取代了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在新古典教科书中，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被认为是对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证明。20世纪60年代的两个剑桥资本争论之后，新古典理论的逻辑矛盾被揭示出来之后，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主张把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作为取代新古典理论的另一种范式（参见沃尔什和格雷姆，1980）。

斯密在《国富论》中首先阐述了分工原理，并由此引出交换。但表示分工和交换并不决定交换价值（或相对价格），交换价值是由表明社会关系的价值决定的，社会关系发生变化，则决定相对价格的价值也发生变化。斯密认为，在原始野蛮社会，商品交换按照实体劳动即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进行；当土地私有化和资本积累之后，商品的价值决定和分配就不能按照实体劳动交换，因为资本是一笔预付款，其目的在于获取利润，除非资本家得到利润，否则不会为工人垫付工资。这样商品交换就转变为按“支配的劳动”进行，商品的价值就由实体劳动支出，转变为由工资和利润构成（按照古典的剩余理论的表述方法，则利润量是总收入扣除工资后的剩余，由于工资率取决于生存工资，当劳动生产率超过工资率时，将存在一种剩余并构成利润的来源）。在此基础上，斯密提出了“自然利润率”概念，这种自然利润率是按照古典剩余理论决定的，因此与技术关系无关，由此建立起古典一般均衡模型。这种均衡可以看作是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描述，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为获取利润的竞争在达致“自然利润率”水平时实现供求均衡。在斯密的模型里，并不需要明确的总量关系，比如国民收入中工资和利润的比率，只要假设外生存在的“自然利润率”，就可以表述这种自动调节的均衡机制（即“看不见的手”）。

在斯密模型的基础上，可以表述出一个更为一般的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由于劳动是为资本支配的，从而等量资本必然要求获取等量利润，由此将决定存在一个“统一利润率”原则，商品的相对价格由预付的工资（和其他生产资料）乘以统一的利润率所决定。这种均衡存在性和稳定性来自于资本家之间为获取更高的利润率的竞争所形成的资本在各部门之间的流动，从而使统一的利润率成为均衡或“重力中心”，由供求所决定的市场价格，将通过资本的转投而引起的商品供求的变动而实现供求均。这种供求均衡必然是一种各个部门获得统一利润率的均衡，由技术关系所决定的资源有效配置是通过达致统一利润率的竞争实现的。因此，以统一利润率作为“重力中心”古典均衡模型而言，其表示的是明确的总量关系，不仅需要总资本，而且需要同质的收入。按照古典学派的理论，资本是一笔由资本家支配的货币基金（新古典理论中把资本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用以雇用劳动和购买生产资料，通过生产来获取利润，利润是总产出（价值）减去总投入（价值）后的剩余，利润率是利润对总投入的比率。因此，更为一般的古典一般均衡模型可以用李嘉图（1815）的谷物模型——一种单一产品模型来表述。

假设经济中只生产单一产品——谷物，生产周期是固定的（比如为1年），作为投入的是劳动，但劳动是由“资本”雇用的，资本是一笔谷物基金，用以支付雇用劳动的工资。假设总资本的数量是给定的，为上一年收获的谷物，用Yt-1表示；所能雇用的劳动数量L取决于工资率w，工资率是固定的且小于单位劳动生产率σ，从而L=Yt-1/w。假设规模收益不变，则当年的总产出Yt和利润率r为：

Yt= (Yt-1 / w) s = Ls (3.1)

r = (Yt-Yt-1) / Yt = (Ls -Lw) / Lw= (s -w) / w(3.2)

公式(3.1)表明总产出Yt取决于投入的劳动量L和劳动生产率σ；公式（3.2）表明利润率取决于工资率w和劳动生产率σ。

通过谷物模型与斯密模型中利润率决定的比较，可以探讨斯密的价值理论中的总量问题。斯密（1776）认为，商品的价格P等于wL (1+ r )，资本家预付的总资本为wL (1+ r )，这样利润率的计算公式可以写为：

r = [wL (1+ r ) - wL] / wL(3.3)

公式(3.3)与公式(3.2)的不同之处是把Ls换成了wL (1+r)，通过这种形式变换，使总产出和劳动生产率消失了，利润率只能是外生给定的而不依赖于技术关系（参见盖尔加尼，1984）。按照(3.3)公式，总量（国民收入或总产出价值）的测量只是按照预付的工资和外生给定的利润率。因此假设存在一种稳定的自然利润率，国民收入的测量只取决于工资率和雇佣劳动的数量。斯密把这种国民收入的测量方法称之为“工资单位”法。显然，斯密的资本不仅要预付工资，还要购买和生产资本品。对此，斯密是这样推论的：由于资本品只是以前劳动的产品，从而也是由预付工资的劳动生产的，其价格将等于基于利润率的工资成本加成，由此可以把资本品还原为最初的劳动；这样，由实体劳动决定的价值就转变为成本乘以统一利润率的生产价格了。斯密通过“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可以把所有的资本存量转化为收入（工资和利润）流量，由此可以避免存量和流量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逻辑矛盾[111]。

斯密这种“工资单位法”的国民收入测量方法排除了资本存量（相应地也排除了折旧），马克思称之为“斯密教条”。一方面，价格的决定不能排除折旧，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品存量的价值对利润率是有影响的（斯密模型中是给定的利润率），特别是当生产各种商品的资本构成和周转时间不同且要求获得统一的利润率时，斯密的国民收入测量方法、利润率公式和价格构成理论就不能适用了，必须把由实体劳动决定的价值转变为包括资本品成本的总资本的价值投入乘以统一的利润率的生产价格。这个问题首先由李嘉图（1815、1823）发现。

李嘉图所要讨论的随着资本积累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和利润率下降问题。李嘉图在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中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即：在单一产品模型中用类似于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决定总产出，假设存在土地的收益递减和地租取决于土地的边际产品，在给定工资率的条件下（即生存工资假说），随着资本积累或雇佣劳动的增加，地租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将提高，利润的份额将下降（即利润率的下降问题），从而阻碍资本积累。在这里，与斯密不同，李嘉图不是要论证一种“自然利润率”决定的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而是要讨论技术变动（土地报酬递减）下的收入分配份额问题。正是从这个角度，李嘉图批评了斯密，主张价值取决于实体劳动而不是斯密给定利润率的“支配的劳动”。

但李嘉图上述的推论只有在单一产品模型如谷物模型中才成立，这种模型可以完全不考虑总量的测量问题。一旦推论到异质品模型，李嘉图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由于在资本构成不同和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下，收入分配的变动会影响相对价格，从而在相对价格会随分配变动的情况下并不能保持谷物模型中的推论。由此，李嘉图（1823）提出了寻找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问题，即就相对价格而言，当各个部门资本构成不同或资本劳动比率不同时，技术关系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和收入分配的利润率的变动会同时影响相对价格，从而不能得到一个统一的尺度来测量总量的收入分配和利润率的变动。

李嘉图的难题实质上是如何在异质品模型中得到反映技术关系的总量测量问题。当采用价格来测量总产出时，会出现由于收入分配变动而导致相对价格从而总产出价值的变动，由此使其分配理论失去了测量的尺度，因为只有确定总产出才能说明收入分配，而用相对价格测量的总产出又取决于收入分配，由此陷入了循环推理的逻辑矛盾。斯拉法（1960）提出，当把李嘉图的技术变动排除掉而仅仅讨论收入分配和相对价格问题时，可以通过“标准商品”来重新获得单一产品模型和斯密模型的逻辑：相对价格与收入分配的相互作用完全是由于资本存量的存在或资本构成不同，从而只要排除资本存量或把资本存量还原为劳动流量，即可排除相对价格的幻觉。但这种标准商品以及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所表述的稳定状态并不是李嘉图真正所要寻找的“不变的价值尺度”，李嘉图所关注的是技术变动下的包含资本品存量模型中的相对价格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李嘉图的难题实际上来自于李嘉图在价值概念上的混乱，即把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混淆在一起。对此，马克思明确批评了李嘉图，认为这种价值概念上的混乱导致李嘉图在谷物模型中把价值量的分析联系到劳动生产率，从而无法得到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来测量价值量。马克思在扬弃古典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发展的劳动价值论，明确表明价值的决定与具体劳动或技术关系无关，它取决于抽象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者说取决于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把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本质特征的雇佣劳动引入分析体系，从而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在这里，资本（一笔预付款）、劳动力价值或工资、剩余价值或利润，都是以货币形式表示的总量关系和社会关系。从剩余价值理论出发，马克思建立了一套“宏观经济”分析体系：资本积累、社会再生产、利润率下降和经济周期理论，无不建立在这种与技术无关的总量关系基础上。

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提出了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型问题，实际上阐明了古典一般均衡的异质品模型中的加总问题和作为总量理论的基本含义。因为如果个别商品的价格和它的价值不成比例，只要社会创造的全部商品价值总和相等于所有商品的价格总合，这种不一致就没有影响。马克思在价值到生产价格转型中提出了两个总量相等的命题，即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因此转型是一种总量问题而不是相对价格问题。这一点，对于理解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