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问题来自于各个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异质品模型，即当采用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使得不变资本投入也按照生产价格计量时，马克思关于两个总量相等的结论不能保持。原因在于，用劳动时间给定的总价值（C+V+S）中的不变资本C在生产价格模型中将随着利润率变动而变动，用劳动时间计量的总价值和总剩余价值并不随利润率变动，从而总价值不等于总价格。只有在各个部门资本有机构成相等的条件下（或作为特例的古典单一产品模型和斯拉法的标准商品体系），不变资本的价值并不随利润率变动，从而保持两个总量相等。转型问题的这个结论，实际上得到两个推论：

推论1 在马克思体系中，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概念并不是多余的，正是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可以排除技术关系而得到稳定的总量关系。

推论2 异质品（包括资本品和消费品）在技术关系上是不能加总的。

从推论2出发，我们还可以得到第三个推论：

推论3 任何只表明技术关系的异质品模型中既然没有总量（包括总资本），因此也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

如我们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李嘉图的困难就在于，在异质品模型中并不能采用技术关系来决定总量，因此，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利润率下降归之于技术关系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只有完全排除技术关系，才能够表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命题：即价值和分配取决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以上关于统一利润率和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结论，对于批判目前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是十分必要的。目前主流宏观经济学是以拉姆齐（1928）和索洛（1956）创立和发展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为基本分析框架的（参见C。沃尔什，1998，中译本第26页），而索洛模型的基础就是所谓的“总量生产函数”[112]。实际上，新古典理论并不是一种总量的理论，它是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为基础建立的表示技术关系的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理论，其核心是表明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这种相对价格是稀缺资源配置的选择指数。

但是，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的加总是无法实现的。关键在于对于“资本”的定义上。在新古典理论中，资本只是一种与土地、劳动并列的普通的生产要素。作为一种物质资本的投入要素是各种异质品，缺乏共同的物质基础。这就意味着不能把用于投资的各种具体物品拼凑成一个同质的生产要素总量，也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边际生产力范畴，更不能依据它来决定分配的份额。罗宾逊（1953）发表的《生产函数和资本理论》首先提出了新古典理论中总量生产函数的逻辑矛盾。“当面临在工业产品中劳动与资本之间如何进行分配这一任务时，新古典主义将发生困难（即使在绝对的静止状态下），这是由于它在具有某些技术特征的生产资料这个意义上的‘资本’，和对资金有支配能力这个意义上的‘资本’，未能做出区分”（罗宾逊，1960）。罗宾逊认为，资本总量主要是一种货币计量法，所以不能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实现宏观经济中的加总。

为了得到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的货币变量，可以借用斯拉法（1932）提出的表示商品有时间的相对价格或期货价格的“自己的利息率”概念，来对各种异质品进行加总。由于每一种商品都有自己的利息率，可以任意选择一种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利润率），其他商品的利息率则可以通过这种一般利息率贴现而得到其“资本化的价格”，由此可以得到一种总量。一般利息率的贴现公式为：

K＝R／r

其中，K为资本品价值，R为资本品在一定时期的收益，r为利息率。从而，各种资本品按照这种贴现价格计算的收益率是一致的[113]。然而通过这个一般利息率所实现的总量加总，对新古典经济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一般利息率，可以是人们任意选择的一种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由于各种资本品的自己的利息率并不相同，从而采用不同的商品作为一般利息率的标准，将会有不同的利息率和按这一利息率计算的宏观变量[114]。特别是当脱离了稳定状态时，由于这种特殊商品本身的生产率会发生变动，从而不可能用于价值标准而与现实相一致。而且，这种通过任意选定一种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而得到的一般利息率（利润率），完全不同于古典理论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由于资本主义特有的竞争规律而得到的统一利润率。在新古典的异质品模型中，决定资源有效配置的只是相对价格，而相对价格与其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是一致的，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总量，不需要用一种假定的总量生产函数来表示加总的宏观变量。因此，新古典一般均衡的理论中并不存在统一的收益率，其每一种要素的收益率都是自己的收益率。上述由宏观变量所表示的相对价格既不表明人们的消费的时间偏好，也不表示要素的稀缺性。例如，一般利息率只是人们任意选择的一种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而不表示“总量”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从而并不能作为资源有效配置的选择指数。

以上分析表明，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是完全不同于新古典一般均衡的另一种均衡理论。其区别在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同。新古典理论是通过反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所决定的供求均衡来调节，而古典-马克思理论是通过资本围绕统一的利润率的竞争和在各个部门之间流动来调节。但这种由宏观变量的价值所决定的收入分配关系并不决定资源配置；决定配置的依然是新古典理论的相对价格（如果这种相对价格能够表示现实中的技术关系）。这正是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经济学强调的价值和价格的区别。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用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表示的价值是竞争与收入分配关系，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由技术关系上的供求或资源配置所决定，但这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统一的，两者共同决定现实世界中的相对价格，即我们可以把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解为新古典理论的相对价格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价格决定。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表示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必须通过统一利润率转化为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或生产价格。显然，在这种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模型中，反映技术关系的供求完全可以通过总量意义上的价值表现出来，并且可以与统一利润率和资本转投相一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通过讨论这种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达到均衡的过程，即市场价格和市场价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系统地阐述了这种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达到均衡的过程，即市场价格围绕着生产价格波动，这种由技术关系所决定的供求变化会通过资本转投来调节，达到统一利润率的均衡同时也是使市场供求相等的均衡。由此可见，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关系，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则知识反映一般的技术关系，更适合计划经济模型。

第八节马克思经济学与宏观分析的微观基础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表明，价值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与技术无关；劳动价值论是一种总量理论，而不是相对价格理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表明，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获取按货币价值计算的利润或货币增殖，而这种按货币价值计量的总量正是来自于资本作为一种预付，它对劳动的支配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质。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概念（剩余价值论）为表明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总量测量和总量关系奠定了基础。劳动价值论与其说是相对价格论的基础，不如说是总量的分配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基础。马克思阐明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种总量的货币经济的本质。正是从货币价值表示的总量关系或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关系出发，马克思建立了一套宏观经济分析体系，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均建立在无技术无关的总量关系基础上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是为了利润而生产和为了获取利润不断扩大再生产，和在竞争压力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由此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而引发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波动或经济危机。马克思关于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型问题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波动来自于按价值计量的收入分配与按生产价格计量的利润率之间的不一致，而与技术是完全无关，从而必须考虑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