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对于讨论现代宏观经济学及其微观基础和现实的经验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凯恩斯革命”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非自愿失业问题。但凯恩斯（1936）并没有表明有效需求问题的性质，即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是怎样决定的，而这一问题涉及到价值的决定，而凯恩斯经济学中缺少一种价值和分配理论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正是由于这一点，主流经济学则把凯恩斯经济学完全嫁接在新古典的价值和分配理论之上，由此导致了宏观经济学中严重的逻辑矛盾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败。不同于以技术关系为基础的新古典价值分配理论，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分配理论对于有效需求问题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正如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所要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实现问题与有效需求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索洛（1956）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基础提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这一模型在资本与劳动完全替代的假设下，得出通过工资率与利息率的变动而达到充分就业的结论，这一结论完全排除了社会关系的分析，而把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问题归之于技术关系。资本被作为一种代表实物资本品的生产要素，货币和以货币量值计量的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统计变量都只是实物的符号。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为现代宏观经济学提供就基本的分析框架。而克洛尔（1965）发表了《凯恩斯经济学反革命》的论文，把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归之为瓦尔拉斯均衡。80年代以来主流宏观经济学完全建立在瓦尔拉斯均衡和索洛的增长模型基础上，“凯恩斯革命”被完全被倒转了。但是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是一种实物经济理论，与凯恩斯对现实的货币经济分析是根本不能融合。罗宾逊（1953）提出的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加总问题和斯拉法（1960）的著作引发的50-60年代“两个剑桥”之间的资本争论，揭示了新古典理论的逻辑矛盾，这种纯理论的争论直接联系到现实问题，即对卡尔多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程式化事实”的解释。

采用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分析，上述经验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的说明。如加总问题，不同质的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加总来自于“雇佣劳动”，即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产劳动并不是斯密所论述的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而是被资本家所雇佣的劳动，即是为资本家或厂商的货币资本预付的生产，其目的只在于获取以货币价值表示的利润，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使不同质的商品得以加总为价值量，而这些价值量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所有统计变量的规律性正是来自于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价值计量，即只要在这些程式化事实中加入利润率，则将得到唯一的稳定状态增长模型。宏观经济波动正是围绕着由资本存量价值与收入流量决定的稳定的利润率的波动，由货币量值表示的资本存量价值与收入流量共同构成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其稳定性和围绕稳定的利润率的波动来自于作为商业银行资产抵押的资本存量价值对货币供给的制约。在这里，资本并不是一种生产要素，而是一种以抵押为基础的信用关系，从而资本与货币具有同样的性质而不可分离，所有的以货币量值所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总量指标都只是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的组成部分。这种货币经济的运行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是根本不同的，决定所有宏观统计变量的只是表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货币金融体系，而不是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所揭示的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现实经济关系。如前所述，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础正是表明了，价值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所体现的只是特定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与分配并不是取决于技术关系上的边际生产力，而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利润率支配的。马克思揭示了其价值决定与货币的关系，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只是表示社会关系的价值形式，只有这种价值理论才能表明以货币量值为基础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内在结构，才能作为凯恩斯货币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马克思以这种价值理论为基础所讨论的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下降的经济波动分析对于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问题是极端重要的，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重建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日期：2008-10-30 15:21:57

货币经济中的货币理论

货币理论争论的简要回顾

货币理论的争论是按照两条线索展开的：第一，是围绕货币的性质，即什么是货币、为什么要用货币；第二，是围绕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结合问题。

关于第一条线索，早在古希腊和中世纪时期就存在争论，本书是从对资本主义早期的代言人——重商主义的货币分析作为研究起点，考察了古典货币理论、马克思的货币经济分析、早期的新古典货币理论、凯恩斯生产的货币理论，以及围绕凯恩斯经济学而开展的主流经济学之间的争论，这些主流经济学包括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均衡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以及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倾向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后凯恩斯主义，后者在主张恢复凯恩斯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的同时，发展了一个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正如我们的研究所阐明的，经济学家对货币性质的认识并不是按照历史的逻辑形成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恰恰相反，不仅认识论上是混乱的，而且是周而复始、“从终点又回到起点”的过程。马克思从历史的逻辑出发，认为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形式的发展”，从而正确地把握了货币的性质。我们对货币性质的研究，正是从马克思的正确认识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对于第二条线索，主要是凯恩斯革命以后才提出这个问题。凯恩斯的《通论》（1936）建立了一个货币经济的宏观分析框架，但这个框架被认为缺乏微观基础，即凯恩斯缺少一个价值（和分配）理论。对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关键是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融合。在这方面，主流经济学大致按照两种思路进行的：

第一种思路是在凯恩斯主义框架内进行，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和货币理论即IS-LM分析框架寻找一个微观的基础，如萨缪尔森、莫迪利亚尼的消费需求函数，托宾、鲍莫尔的现金交易需求模型，托宾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等，这些发展可以理解为在凯恩斯框架内融合新古典理论，即新古典—综合凯恩斯主义；与之相竞争的是，弗里德曼的关于持久收入的消费函数和重新表述的货币数量论，即包含全部财富存量和名义收入流量的货币需求函数，正如经济学家所指出的，货币主义的分析框架的实质是将重新表述的新古典货币理论融合进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内。

第二种思路是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内进行，侧重为货币理论寻找微观基础。这种融合的新古典传统思路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内将新古典价值理论与新古典货币数量论融合在一起，即所谓的“瓦尔拉斯—希克斯—帕廷金分析传统”，这种融合传统吸收了凯恩斯流动偏好理论的存量分析方法。60年代后期，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这个新古典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结合的传统提出了批评，通过引入交易费用、信息和不确定性、时间等因素，试图将货币引入“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发展了瓦尔拉斯经济的各种变形模型，例如效用函数中的货币模型、现金先行约束模型、购买时间模型（即“效用函数中的货币模型的交易成本版本”，参见王和伊普，1992）等，这些模型都暗含着交易是在一个集中市场（即瓦尔拉斯的“拍卖商”起着关键的作用）。对于分散化经济中将货币引入瓦尔拉斯均衡模型的研究是目前新古典货币和价值理论融合的新趋势，这种方法是运用搜寻理论对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进行深入研究（例如，清泷和赖特，1989、1993；特里琼斯和赖特，1993、1995，等）。所有这些将货币引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的模型，都强调了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职能。另一方面，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例如华莱士、萨金特、布赖恩特等，试图在迭代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实现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融合。在迭代模型中，货币是一种资产，主要用于资源的跨时转移，并强调了货币的价值贮藏职能。所有这些模型，包括效用函数中的货币、现金先行约束、购买时间、迭代模型以及它们的变形形式，均试图将货币引入瓦尔拉斯均衡框架，每一种方法其实都只把握了货币职能的一个方面。但这些模型的共同特征都是瓦尔拉斯经济的变形，在瓦尔拉斯经济中，理性预期个体具有最优化行为，价格体系完全灵活可变，从而保证市场的持续出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模型似乎都只是“理论”模型，因为根据这些模型而进行的短期动态分析恰与现实经济情况不符，经济学家运用这些模型对价格—产出进行模拟的结果表明，模拟出的各种相关系数与实际数据相去甚远（参见C。沃尔什，1998）。与上述使宏观理论适应微观理论的新古典方法相不同的另一种融合思路，是使微观理论适合宏观理论的新凯恩斯主义方法，即包含某种成分名义刚性的粘性价格预期模型。这个方法主要是80年代中期之后发展起来的。新凯恩斯主义同样具有理性预期、个体最优化行为假设，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由于各种不完全性或刚性，使得价格调整相对比较缓慢或粘性，市场不能如新古典模型那样迅速瞬时出清，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市场最终会实现供求均衡。由此，主流经济学在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开始融合，宏观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传统几乎消失。

在主流宏观经济学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融合的同时，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古典经济学家中出现了一种“激进的”新古典主义货币理论和价值理论的融合方法，这种方法即以法马为主要代表的“布兰克—法马—霍尔”体系（即“BFH体系”。这种方法对货币理论和价值理论的结合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主张取消货币理论，实现现代金融理论和价值理论的融合。在法马（1980）的观点中，认为银行只是普通公司，它们与其他厂商一样通过出售真实服务（交易服务）以使其利润最大化；认为银行业的财务行为符合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即厂商为其实际经济活动的融资对其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价值或其他经济行为人的生产和消费决策不会产生影响。法马虽然不被认为是主流新古典主义者，但他的两个思想却是主流新古典主义分析的组成部分：一是他认为现实世界中货币之所以存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政府对其他金融资产强加了法律限制条件（这与华莱士、萨金特的“法律限制的迭代模型”的观点是一致的）；二是他试图把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应用到公司财务理论和货币政策的分析上。作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正统地位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中的金和普洛瑟（1986）模型，正是以布兰克和法马研究成果为基础的。由此，主张取消货币的新古典的实物经济分析方法进一步确立。主张取消货币的“BFH体系”和华莱士、萨金特等的“法律限制”观点，被合称为“新货币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