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高度集权机制导致社会创新意识窒息、与发达国家在国家能力（生产技术水平、政府财政-税收水平、社会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逐渐加大”的现实，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导致在制度层面上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表现为：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都出现过一个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政府对民众逐渐放松管治的过程，地方政府、企业和民众个体因此而获得一定的自主权力；政府在相当大程度上将企业生产决策权和经营权交还给企业，并试图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确定资源配置，同时逐渐放弃对个人生活的干预；随着以集中化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淡出，与之相应的高度集权社会管治机制也有所松动，中央政府的权威与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减；在“党的领导”下的“有限分权”使得决策权力从原来极小部分人掌握逐渐转变为一个相对庞大的集团共同分享；社会基层组织（农村村民委员会与城镇居民委员会）的选举成为重新构建社会权力体系尝试的起始。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社会管治机制的变迁：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当代的中国社会管治更具有弹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人口自由流动（从农村向城市、从一个城市向另一个城市流动）的空间和可能，这种与毛泽东时代强硬的社会管治机制相比具有更多弹性的机制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焕发活力的重要推动力。上述的评价并非企图掩盖现行制度中非人道的阴暗面，而只是试图指出：现行机制之所以能够带来长时间的经济繁荣，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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