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结构性的生产能力过剩与消费需求不足矛盾，中国政府不是试图解决激化矛盾的制度原因（社会资源与分配机制失衡、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的对立、权势阶层垄断社会资源），而是习惯性地强化政治权力对经济运作的引导，企图通过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激发起一轮消费狂潮。[附注：“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袁剑《全球化的大国迷路》）]于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城市建设（基础交通建设和各类房地产开发）、汽车和钢铁等行业的生产项目都被积极推进，一度被关闭的“五小”企业死灰复燃，以电子信息、软件开发、新材料、生物医药为代表的“高新”项目遍地开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直接地推动了被婉转地表达为“经济过热”现象的出现，多年祈盼的“由买方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的场景终于在某些行业再现。然而短期的需求旺盛并不能掩盖隐藏“经济过热”现象背后的政府财政投入低效运作和国有资本严重流失，更无法改变“政府主导的经济建设不具有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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