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姚门四杰之后，振兴桐城派的人物，首推曾国藩，人称他为桐城派的“中兴元功”。与桐城派先贤相比，曾国藩更加注重文章经世的作用，追求雄奇恢宏的气势，兼取骈文和汉赋的铺排句法及华丽文采。当时文人纷纷仿效，最有成就的是“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

清末，继承桐城薪火的有古文家兼翻译家严复、林纾等人，还有桐城籍的文章家马其昶、姚永朴和姚永概。但由于时局变化，他们的文章虽然有改良和维新思想，也在关心国事和天下，却更多的流露出了末世文人的落寞与抑郁。桐城文章也渐渐走向衰朽，甚至被斥为“桐城谬种”，引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等人的一片责骂。

对此，梁启超的评价可能是中肯的：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咎于作始。

富而教之不可缓

有一天，孔子到卫国去，他的弟子冉有给他驾车。看到路上熙熙攘攘的景象，孔子说：“卫国的人真多啊！生活很安定！”

冉有就问老师：“生活安定了，还要怎么办呢？”。原话是“既庶矣，又何加焉？”

孔子回答：“富之。”

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说：“教之。”

孔子认为，老百姓富起来后，就要让他们接受教育，提高素质。

安徽人的儒雅之风，得益于教育。明清时期，徽商成为中国“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他们忠实执行“富而教之”的路线，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在乡里兴办书院，振兴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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