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梁实秋在台湾写的《关于鲁迅》一文提及这段旧事,他回忆说他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曾注销过数十册“从前遗留下来的低级的黄色书刊”,“鲁迅的若干册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报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假情报,派做为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他坦然地说:“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对于台湾国民党当局长期封禁鲁迅的著作,梁实秋也是持反对态度的。
最后他写道:“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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