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先生在《政道与治道》这本书里是这样定义的：所谓政道，是相对于政体而言，是政体的原理，如“天下为公”；而所谓治道，是政府治理国家的运用，如“三省六部”。牟先生认为，中国先前的政治发展，只是在不断地细化和完善一个治道，而且是运用“吏治”的治道，而政道则悄然隐后，再不发显。也正因为此，君权专政愈加完善，与儒家政道之坚持的“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则愈加遥远，与现代之宪政民主也就愈加重山阻隔。新儒家面对此情此景，痛心于中华文明之全面溃落，即以接通政道与治道为己任，从先儒《礼运篇》提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儒家最高政治理想出发，反归儒家之民本传统，在先秦儒家，无论孔子的“大同小康”还是孟子的“民贵君轻”、“天命说”或者“王霸之别”都在政道上阐明和表述了民主政治的理想，即：天下为公，政权不能如私物夺受。所以，无论政权是否为暴力所得，其合法性都不来源于暴力的既成事实，而在于人民的批准和承认。由此开出其政治哲学的独特之路——以“天下为公”为内在原则，自由民主制度为外延的新外王学说。需要说明的是，天下为公并不是公有制，公有制是生产资料归劳动者共同所有的形式。而天下为公则强调天下是公众的，政权是属于全国公民的。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不是一家的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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