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因为内涵外延变化不清，不但没有可操作性，反而给用容易心不良者玩弄权术以华美的外衣并曲解之。研究人类的基因，科学家得出，跟所有的物种一样，人类从基因上的本质是繁衍，为了繁衍和生存，人们会本能地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避免对自己有害的事情，这就是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质。所谓有德或者无德，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规定，是个后起的概念。在不同的文明和某种文明不同的发展阶段，德与无德的内涵和外延都是不完全相同的。在日本古代信州寨村里活到70岁的老人要被长子背到楢山上丢弃是一种德，而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这大概是最大的恶了。并不是说德这个概念是虚无的，而是说德是一定要明确的规定其内涵与外延的，否则，谁来解释这个德？仅仅天下为公这四个字，是多么容易被曲解？大家争抢的就是对这个德的解释权。在君权的语境里，皇帝将本人解释为最大的公，因为他代表了国家，而国家本身，就是公。所以忠之为大德，就是对国家的忠，也就是对君王的忠。黄宗羲、王船山、顾炎武等人再怎么也无法跟皇帝争夺话语权。《孟子》也被朱元璋删改的面目全非。儒家沦落为君王利用的工具。

二是因为道德太高了，民众往往达不到，当绝大多数人都达不到的时候，就成了绝大多数人在道德上都有问题，而当绝大多数人在道德上都有问题的时候，问题本身将不再是问题，它已经不能够用来鉴别人才，避免祸害，你要是敢告发我贪污，我就告发你不孝顺父亲，这样所谓不道德就成为排除异己，权力斗争的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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