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我跟洁婷商量往森总这个赌球基金里投入多少钱时，洁婷说：“就拿1000块玩玩吧，输了也不心痛。”我说：“太少了吧。别到最后出资比员工还少。” 洁婷说：“咳，这有什么比的啊。”由于洁婷说的数字和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差距太大，我只好把自己有点灰暗的内心世界剖析给洁婷看，我说：“森总的性格你还不了解么？哪怕输钱最后都会自己掏钱把大家的本金补上，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啊”。洁婷想了想，偏头问我：“那你觉得出多少钱好？”我说：“1万吧”。洁婷说：“不行，太多了。愿赌要服输，万一森总真输了，又不像你说的那样补回本金我会好心疼的。再说了，既然是森总让大家保赚不赔，你一下拿那么多钱不是给人家压力么——就给你5000块钱败去吧。”

……

洁婷说的没错，当第二天我把5000块的基金入股金交到森总手里的时候，森总犹豫了一下，说：“太多了吧，他们都300，500。”而我则选择了装款+装傻，说：“没事儿”。

事实证明，提前知道天机的我一点都不傻。我们的那笔基金在森总的操作下最高翻到8倍，即便是最后分成的时候，依然达到本金的5倍。正是这25000块钱，才让我那年的韩日世界杯没输得体无完肤；这25000元钱更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它暂时掩盖了我已经沉迷的事实。因为那年的世界杯期间，除了森总的赌球基金我进行了巨额投入外，我自己还单独投注。不过那年的世界杯冷门迭报，除了在中国队的三个对手身上赢了一些钱外，其他的比赛都是输多赢少。非常奇怪的是，只要是我重注投入，就必输无疑。其中一场丹麦对阵英格兰的1/8决赛。我重注10000元押丹麦，在英格兰功进第三球的时候，我似乎又出现了高中时代缺氧的感觉。

好在不久后，这样难熬的日子随着巴西队捧起大力神杯一起宣告结束了，我终于得以从赌球的泥潭中暂时脱身。

重新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上后，我发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围绕在森总身边的红人开始多了起来，他们一个个灵牙利齿，乖巧活络。虽然森总对我的态度似乎并没改变，但我原来独享的尊宠现在被无情瓜分这个事实已经足以让我高兴不起来。因此，那段时间，虽然我的家庭收入仍然在不断增长。但我并不快乐。在城市的尔虞我诈和我骨子里淳朴乡村思想的猛烈对抗中，我的心灵其实正倍受煎熬。

让我的心情败落到低谷源自于一次森总说我：“太老实。”按当时的语境来分析，森总的这句话绝对不是批评，更像是一种善意的提醒，而对于这几年顺风顺水、扶摇直上、深得森总信任的我来说，这种提醒却有些让人难以接受。

为了使你不认为我的受伤还没来由，我有必要对自己这些年的心路历程做个回顾——自打经历了高中时代的人生磨难后，我其实已经开始决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让那个曾经听话的乖孩子再次出现在父母和亲友的身边。我开始学会了换位思考，开始学会了用他们的思维和道德标准定义好坏、善恶，让他们因我而曾经受伤的心灵得到抚慰。他们说，花天酒地的是没出息的孩子，于是我步入社会后就尽量避免饭局，减少喝酒，更没踏入过任何一家声色场所。他们还说：花得比赚得还多那是败家子，因此，自从进入社会后我一直到2001年前都显得很穷酸。看着周边的同事，一个月只拿2000多块钱的工资，新衣服，新手机换个不停，成百上千的吃饭娱乐我当时都纳闷得不像个样子。他们又说玩物丧志、不能结交狐朋狗友，生活作风要严谨……总之他们说了很多，我也都一一做到了，而且似乎也开始得到人们的认可了。可正当我这一切的性格特征定义为生命中的永久时，世界的规则却变了——花天酒地？说得太难听了，那叫夜生活。工作压力那么大，不娱乐放松一下哪成啊？还有，花得比赚得还多那不叫败家，那叫敢于投入。交朋好友，那叫建立人脉。溜须拍马，那叫善于言辞。要命的是，周遭人这样认为就算了，可现在连一直认可我、赞赏我的森总也开始觉得我“太老实了”。

于是我刚刚建立健全起来的道德标准就这样蹦塌了。我也开始彻底迷茫，高中时代，我一切都逆着你们的规则办事，结果受到了现实沉重的打击，被你们说成将来一事无成。现在，我听你们话了，变乖了。你们却又开始说我太老实，太无用。我反反复复地扭曲着改变自己，委屈自己。我投降了啊，我按你们说的去做了啊，你们还不满意，难道非要每个人都像模子倒出来的么？难道活着只有你们这一种方式么？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物种回在这个时代灭绝了，因为世界已经开始不允许生物多样化的存在！

洁婷说得对，我的日子过得太顺了，以至于无法经历任何微小的挫折。因为那年的夏天，我的情绪就这样突然莫名的低落下来。我像一个养尊处优的独生子女突然发现父母有给自己生了弟弟妹妹一样不高兴。我打心眼里不喜欢这些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小家伙。我嫉妒他们，也想加害他们，但却恐惧于父母的威严。于是我就开始扭巴自己，渴望以此得到父母的关注，渴望着那些失去的爱再重新回来。可我越这样，就越不讨大人的喜欢了。于是我只有耍小孩子脾气了，使出了最后的离家出走的绝招——辞职。

其实辞职的想法我并非蓄谋已久，完全是一时的冲动——那天我帮森总做了一个小文案，文案做好后我和森总都觉得不太理想，于是就相约第二天重新做。为了集思广益，森总把这份文案也给了单位里一个靠出卖身体进来的大学文科毕业的女生一份。第二天一大早，那女生就把一份改得花花绿绿的打印纸上放到我的桌子上，对我说：“我和森总昨天晚上一直通电话，连夜把东西改出来了，森总让你打印一下，中午开会要用。”女生那类似老板娘的话语让我楞在那儿了。一方面，她这种以领导来压我的表达方式让我无法接受，另一方面，她话语中透漏的“和森总通了一晚上电话”的事实让我确定即便是在我最自信的文字工作上，我也失宠了。

那天的会议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怎么参加的了，我头脑恍惚，内心悲愤。我觉得自己所有的才华也比不上人家裤裆里一指宽的一条缝，我想既然如此，自己也没必要霸占这个副总的位置让人家森总为难。于是我升了辞职的欲望，这个欲望让我很难过，因为我根本舍不得。但我觉得必须这样做，这关乎一个男人的志气。于是，无数的思绪在我内心开始激烈地进行着搏斗，最终，有关于志气的想法还是统治了我的大脑——那天下午，精神已经有些恍惚的我决定最后为森总展示一下自己的文学才华了，我写了一封辞职信，下班的时候，面如死灰的把他交到了森总的手中。

那天，我几乎是含着眼泪走出了单位，我去了店里想和洁婷倾诉，可不巧店里有客人，于是我也没进去，就坐在了店对面马路的椅子上吸烟。我想此刻森总应该正在看我的信，或许下一秒他可能就会拿起电话打给我，他会对我说：“兄弟，别闹了，快点回来，咱们一起干”。但那电话却迟迟没有打来。于是我想或许森总此刻也和我一样陷入痛苦的思索中，我们都在反思到底发生了什么？又到底是什么让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现在选择了离开。那天，想到最后我真的有些迷糊了，我觉得自己今天很不正常，不正常到感觉自己似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