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弊端不论多严重，都只限于少数罗马臣民，他们无论是因先天继承还是个人机运而获得财富，势必都会引起君王忌妒，所处情况虽危险，但因能获得生活上的享受，所以也算得到若干补偿。数百万升斗小民，对君王的畏惧并非在于其暴虐而是贪婪，他们无法过与世无争的生活，因为税赋太重；有钱的财主还能忍受，但贫穷阶级根本无力负担。一位有见识的哲学家，他认为人民所能享有自由或受到奴役的程度，取决于政府征税的原则和手段。同时他不讳断言，按照自然界的不变法则，凡是享有自由愈多的人所负担的税赋就会增加，反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人的税赋就会成比例地减少。但这种论调，像是无视于专制政体给人民带来的不幸和灾难，至少我们可以用罗马帝国的历史加以驳斥，在位的君王不仅剥夺元老院的权势，同时还搜刮行省的财富。商品的各种关税和消费税都没有废止，在难以觉察的状况下，全转嫁到买主身上。君士坦丁和后续各帝的税收政策，采用简单而直接的方式，更能符合专制政府的精神。

财产估值诏书的源起是为了能正常地征收罗马人的贡金，后来成为中古世纪编年史的主要参考资料。皇帝用紫色墨水亲自签署这份极为重要的诏书，在9月1日前两个月，颁发给每个行政区的主要城市。“财产估值”这个词，要是用很简单的概念来表示，就是依据预先推算出来的贡金数额，要求每年在指定的期限内缴纳。一般估算的供应量，缴交的比例要视实际需要和预判需求的状况而定，但经常是支出超过税收，或者是税收在经过计算以后发现有短缺的现象，就在超量财产估值的名义下增税，强加在人民的身上。把征税这一行使统治权最重要的功能，交给禁卫军统领来执行，在某些状况下，禁卫军统领会用这些税收来供应公共服务的紧急需要，或是预作准备。这些法规（有很详尽而且错综复杂的细节部分，要加以追述实是过于冗长）的执行，主要分为两个步骤：根据征收对象的构成决定应收的额度，也就是对罗马世界的各行省、各城市和个人，进行赋税的评估；接收个人、城市和行省分别呈缴的额度，累积起来解交皇家金库。但是由于君主与臣民的账目不断地被分开，以及先前预计的税额随着需求的改变而不断更新，庞大的财政机器在同样理由的推动下，年复一年地发生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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