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一共十年。十年里的头一段我在云南农场刨地，后一段我到研究所读书，中间一段我在故宫看大门，过的是值夜、巡查、站岗的日子。

记得当初，王世襄（畅安）先生看见我站岗巡查有模有样的架式，就戏赏了我一顶“锡庆门行走”的“顶戴花翎”。我听了赶紧对先生拱手道：“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其实还是很受用。“文化大革命”这么些年，倒霉的事情一箩筐，得到这份差事还真的不容易。只是三十多年过去，和紫禁城又是相隔万里，时空距离都已久远，想得起来的旧忆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串起来可就难了。两年多故宫“行走”的日子如今也就还剩下那么三五件事算是有个印象，不妨就一折一折记在这里。

一、我本是“知识青年”

我是一九六九年的年底和几个朋友到云南西双版纳的橡胶农场插队，一直干到一九七二年的四月。后来回到京城，理由却并非是“病退”或者“困退”，也就是病痛缠身，或者家庭困窘，这在当年是“知识青年”返城两个必备条件之一。据说为了“满足”这两个条件，当年各地知青办公室的办事员不知从中得了多少好处，一时竟成了令人垂涎三尺的肥差。

我是以探亲为由从农场脱身的，因而也就免去了上下打点、疏通关节的尴尬。一路上走走停停，当年六月回到北京，借住在景山东街的教育出版社大院里。出版社是已被撤销的单位，大院里的空房甚多，留守处的老高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爽快地借给我一间小屋暂住。谁知后来“造反”回京的人越来越多，且大都在京城里没有去处，不得不在大院里寻找栖身之所，搞得老高不胜其烦，他也就渐渐对我们有了“请神容易送神难”的怨言。不过我并不为之所动，一直坚守到一九七六年将户籍转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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