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二○○九年的六月，我收到一通英文电邮，告知王世襄先生病重，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的加护病房。发信人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名字。其后没过几个月，像许多年过九旬的老人那样，畅安先生就在年尾上走了，据说走得十分安详。

有朋友知道我和畅安先生曾经有过一段不浅的交往，希望我将这段经历写出来给大家看。我答应朋友我会写，但不是在眼下。眼下我倒是愿意将我充“锡庆门行走”的经历再仔细过一遍记忆的筛眼，既然当年畅安先生戏赏了我“锡庆门行走”的“顶戴花翎”，而我不好意思“无功受禄”，如今写下这篇文字，就算是回报畅安先生的封赏吧。

一、“盗宝”的虚惊

凡是听说我曾经在故宫做过警卫的，不管是生人，还是朋友，给我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你见过故宫盗宝的贼人么？”

我不想吹牛，坦白地告诉他们：没有。

一九四九年之后，故宫共出过五次盗宝的案子，依次发生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二年、一九八○年和一九八七年四年里，其中一九八○年接连两次，而五次全部都发生在珍宝馆。

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八年，我在故宫警卫队当差共两年零三个月。值守的锡庆门正是监视珍宝馆的岗哨，要是碰上去珍宝馆盗宝的贼人，我本应该是首当其冲撞见。不巧的是，在我前头有过两回，在我后头又有三回，而我却一回也没有赶上。赶虽说没赶上，可我见识过一回抓捕盗宝贼人的真实阵势，尽管那只是虚惊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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