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黑人姑娘们在哭泣，她们的男人们则毫不左顾右盼。倒不是因为他们心不在焉，或是只关注面前的目标，而是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一直哭泣着的姑娘们被她们紧绷的牛仔裤劈成两半，在她们高高的高跟鞋顶端厉声尖叫，和她们紧绷的发辫及别头发的荧光发卡较劲。噢，她们的嘴唇用梅红色的唇膏涂得厚厚的，她们的眉毛被一道快活的线勾得细细的，但任什么也无法让她们停止哭泣，任什么也无法说服她们的男人看向两边。男人们用比基尼内裤紧兜着下身，敞开的衬衫露出胸口。但是他们踮着脚走过大街，眼睛直视前方，而儿子找不到任何孩子。他在哪儿都找不到黑人孩子。矮个子和十二岁以下的人是有的，但他们没有童稚的脆弱，也不会想笑就笑。他们像仓皇逃窜的野牛似的冲进公共汽车，唯恐背后的学校会抓住他们，再一次吃了他们。直到搭上地铁A线，他才发现他们是怎样对待他们的童年的。他们把它裹在一块黑布里，偷偷带进地铁，在列车上随手乱扔。列车如耀眼的珠宝一般，从隧道中冲到站台上，闪烁着可被辨认的童年的人工制品：幻想、魔法、自我、能量、脾性和涂鸦。他们把一切都带到了地下。“和平女神”、“待在高处”和“三码男孩”。“毛孩子”、“P-考米特”和“凸眼”。他坐在第五十九街车站内的一条长凳上，看着童年一闪而过。现在，他只需要知道老人都在哪儿。纽约的特蕾丝们和吉迪昂们都在哪儿？他们不在地铁里，也不在大街上。也许他们都在狗窝里。这大概就是男人们那样走路的原因了——目不斜视，踮脚走路。老人都在狗窝里，孩童都在地下。可是为什么所有的黑人姑娘都在汽车里、在红苹果线上、在交通灯下、在化学银行柜台背后哭泣呢？那引起哭泣的伤心如此不加掩饰，你会以为她们在爱利斯度利音乐厅的门厅里被判饿死。在米凯尔斯俱乐部里饿死，在纽约市立大学的校园里饿死。在大型企业的前台饿死。这使他很沮丧，所有的哭泣都是默不作声的，掩藏在梅红色的唇膏和快活的细眉背后。谁对你做的这事？谁对你做出了这事？他思忖着，一边沿着哥伦比亚大道向前走，先向右看，再向左看。街道上塞满了漂亮的男子，他们发现既做黑人又做男人的状况实在太难维持，便抛弃了它。他们把自己的睾丸剪下来贴在胸口；他们把阿尔玛·埃斯特梦寐以求的沉重假发戴在头上，把羽毛般轻软的睫毛粘到眼皮上。他们向左右两边摇摆着突出的臀部，对那些哭泣的姑娘和踮着脚走路的男人笑容可掬。在他看来，似乎只有出没于希尔顿饭店的妓女才是安详的，感觉不到痛苦。他在第一天试着看了看电视，但白脸的黑人扮演黑脸的黑人让他极不舒服。他们甚至通过彩色电视的奇妙而改变了肤色。他们全身都涂上了一层灰色的锈样光泽，而且个个兴高采烈。由衷的高兴。即使不看他们那种锈样的没有色彩的面孔，通过电波传出的笑声也足以让他感受到这一点了。与他记忆中的笑声不同——缺乏讽刺、挑战或真诚的开心。现在，他所听到的全是满意的尖笑。这使他战栗。他到底离开多久了？如果这些就是这么多年来他萦绕于心的黑人，他自己究竟又是谁呢？他入住希尔顿的那天晚上遇到的麻烦，就是他从这些新的人身上感到如此疏远的代表。希基·弗里曼牌西装让他轻易进了门，何况在他走近前台时，手中还攥着吉丁的四百美元。前台服务生准要给他一点难堪，因为他不用信用卡也不用支票付款。现金。住两晚。现金。儿子挑了一列排队等候，因为那个接待员核桃饼似的面孔看来很友善；现在他意识到那男孩有多看重身份标志。儿子对自己感到吃惊。他很少对人做出错误判断。他想，一定是和吉丁的感情纠葛让他抛掉了敏锐的感觉，让他的判断力失了准头，所以他俯身凑近那服务生，低声说：“兄弟，你今晚就想回家吗？这他妈的可不是你的宾馆。”不过现在他觉得，比起面对一个他曾经那么熟悉如今却已然面目全非的民族，他判断力的失误也就算不上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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