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竟有机会四过信阳。

三十多年前的信阳旧貌，已经无可追忆，如我的青春。

那时我刚从大学毕业，第一次出差，就是随同一位资深职员到信阳，了解一个有关农业生产的问题。

彼时的信阳老百姓，已在“信阳事件”中先期尝到人祸的厉害，哀鸿遍野，黄土地里是一座接一座，连青草也来不及长的新坟……可是善良的信阳人满面重生的喜悦，以为在中央的过问、处置下，“信阳事件”的噩梦已然过去。

他们还不知道，马上面临的是举国上下的大饥荒。

我同样不知道。尽管机关里的食堂已经开始“瓜菜代”，我对局势的严重性，还是没有一点察觉。我那时懵懵懂懂，正像现在一位年轻的编辑，看到我在文稿中使用“瓜菜代”这一字眼，竟问我这是广东菜系还是山东菜系。

在信阳，我们整天吃的是掺了麦子秆的窝头，通过嗓子、食道的时候，有一种被利刃刮过的爽利，大概和现在男士们用“吉列”刀片刮胡子的感觉差不多，但这已是对上面下来的同志的优待了。

信阳的状况让我十分忧虑和迷茫。那时候，明明白白人民公社好，就像现在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而我为什么却不明白了呢？

我一边啃着窝头，一边庆幸自己临时修改了毕业论文的选题，没有随邹鲁风校长赴信阳，做“人民公社好”的社会调查。可我不明白，后来校方为什么让随邹鲁风校长作调查的同学，在校整顿思想并延缓一年毕业？我也不明白，大学里唯一让我敬佩的邹鲁风校长，信阳调查后为什么被“换防”至北京大学，更不懂这个叱咤“12·9”学生运动的人物，“换防”至北京大学不久后便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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