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年代的末期，当我襄赞胡适之先生撰写他的“口述自传”时，我曾力劝“我的老师”、“我的朋友”以《四十自述》为基础，从而扩充之，一直写到目前（1958年）为止。

我那时的想法是：第一，把他“十九岁出国以前”那一段先补充一下。他既然写了“我的母亲的订婚”，为什么不加一篇有关“我的父亲的事业”呢？写点铁花先生的生平，不是很好吗？

他既然写了“九年的家乡教育”，为什么不再补充点清末民初有关故乡徽州的风土人情呢？古老汉学的发源地徽州的旧面目，今后不是只可从像适之先生这样的人的记忆中去寻找吗？为何不叙述一下呢？

我在这方面的建议，“我的老师”倒颇能听得进，所以他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便有了《故乡和家庭》和《我的父亲》两章之出现。

适之先生是我所认识的师友之中治学最严谨的一位，有九分证据绝不讲十分话。但是“我的老师”生前无论如何未想到，他对他自己的父亲之死，却相反的，以一分证据，讲了十分的话。

有关适之先生的父亲之死的真实情况，恐怕所有写有关胡适的传记作者——包括张经甫、罗尔纲、黄纯青、曾乃硕、王伊同（英文）、李敖、胡颂平、唐德刚（中英文）和另外一些洋人，向来都没有“不疑处有疑”吧。

根据当年张经甫替适之先生弟兄伙所写的《胡铁花先生家传》，有关他们父亲铁花先生之死的情况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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