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汗牛充栋的传统史学里，所谓纪传体——也就是那部头最大、撰修时间最长的正史（二十五史）所采用的体裁——实是史学的主流。其实纪即传。司马迁原是这一体裁的创始者，而司马迁所写的《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事实上便是“项羽传”和“刘邦传”。所以换言之，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传统史学是以传记为主体的。传记写的是人的故事。把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社会行为忠实而有趣味地记录下来，让人百读不厌，那就是传记文学了。

论传记文学，推上去，司马迁当然是这一行的鼻祖。我国古代各行各业照例都供奉他们的祖师爷——例如木匠的是鲁班，唱戏的供的唐明皇，药店供的神农，医生供的是华佗，等等。所以刘绍唐先生如果也要在“传记文学社”供一位祖师爷，那么司马迁也就该当仁不让了。

不过传记这项文学，在二十五史的头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之中，都写得很好，其后便愈来愈糟。形式主义化的结果，到《清史列传》和《清史稿》上的“列传”，简直就令人不忍卒读了。

由于正史的形式主义化，它也就影响了私家传记作者的写作。所以在中国的传记文学里，“四史”而后，简直没有几篇可以说是脍炙人口的作品。

司马迁不但传记文学写得好，他的自传文也照样写得好，他那篇《太史公自序》，便是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不幸的是，这个自传文学的传统，和传记一样，也流于形式化。以后大家干脆就不写传记和自传了，索性来他个流水账——所谓年谱。一位老先生自知快要蒙主宠召了，想自我留名后世，便来他个“某翁自订年谱”。笔者昔年管图书，浪费人家的钱，把这类年谱买了不知道多少筐、多少篓，有时偶尔也去翻看翻看，看得生气，不觉便投书于篓——啍！我又不是你的儿子、你的孙子，看你这种书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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