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创刊二十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讲题之七）

我个人这次可说只是“路过”台北，恰逢刘绍唐先生《传记文学》二十周年大庆，也真是“巧遇”。我既然是《传记文学》的长期投稿人之一，是“刘司令长官”麾下的一个“过河卒子”，在道义上、兴趣上和职业上，我都自觉有参与盛会的必要，所以我就提前两天自纽约动身到台北来了，但是我未想到绍唐居然也要拉我的夫，强迫我上台说十五分钟的话——这在当前大陆上史学界的术语里，便叫作“做学术报告”，十五分钟的“学术报告”。

记得远在二十八年前，那时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也举行了一个创校两百周年的纪念会。他们也拉夫拉了胡适之先生，要他以中国校友身份，到电台上去作十五分钟的讲演。哥大在讲演之前一年便通知了胡先生，据说胡先生为这篇十五分钟的讲稿足足的预备了三个月，易稿十数次，最后才上台亮相的，这篇讲演最后当然讲得十分精彩。

讲演和写文章一样，是愈短愈难的。据说在中国古代，只有王安石最会写短文章——所谓“半山之文，愈短愈妙”。但是一般平庸的作家，像我自己一样，就只会写“王大娘裹脚布”，又臭又长。要写短文章、做短报告，则非得有长时间充分准备不可。为十五分钟的讲演，胡适要花三个月，那我至少也得花十个月八个月——虽然《传记文学》只是二十周年纪念，而哥大则是二百周年。可是我收到绍唐兄的通知至今还不到三十小时。同时由于中美飞行的时差还未校正过来，三十小时有一半都给我睡掉了；另一半时间则和一些老友和新交吹牛吹掉了。所以我这次上台，可说是毫无准备——而这个大会又是专家如云的大聚会，我这样冒失登台也实在太不自量、太大胆了。但是绍唐先生老友之命不敢违，只好硬撑着上台，耽误诸位的宝贵时间，来“土法炼钢”一番，实在抱歉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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