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耻窃禄修通鉴

自从熙宁四年（1071）退归洛阳，司马光一住便是十五年。这十五年中，他最大的成就，便是编年体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它的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宋朝建立的前一年（959），是宋朝人的古代史和近代史。直到今天，《资治通鉴》仍然是我们学习宋朝以前历史的重要书籍。

在将近一千年以后，我们回望那个时代，大宋朝堂上下的明争暗斗、喧嚣纷扰早已沉入深不见底的岁月之海，而《资治通鉴》静静地陈列在岸边高台之上，传递着有关华夏过往的消息，享受着人类文明的礼敬。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被遗忘、被脸谱化，作为《通鉴》作者的司马光却因岁月的打磨，散发出莹洁的辉光。《通鉴》不朽，司马光不朽。从这个意义上看，洛阳的闲居岁月倒像是老天的一种成全—对中国史学乃至华夏文明的成全，对司马光的成全。然而，所有这些，都是后来人的印象，是淡化过程、省略细节之后的美好想象。《通鉴》的史学成就，就像是摆在人们眼前的一颗珍珠、一枚琥珀，真实美好；然而，过程之中的痛苦、死亡、挣扎与忍耐都隐藏不见。关于司马光，关于《资治通鉴》，有一些细节是不应当被遗忘的。

书局的“特权”

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通鉴》之所以能成书，除司马光个人的努力之外，还得益于两点：第一，是三位出色的助手，刘攽（1023～1089）、刘恕（1032～1078）、范祖禹（1041～1098）。第二，是皇帝—朝廷的支持。英宗特批，成立以司马光为主导的专门机构—书局，这个机构的唯一任务就是编修《资治通鉴》。英宗给了司马光两项特权和两项特殊待遇：特权之一是自主选择修史助手和工作人员，所有书局工作人员由朝廷提供俸禄待遇，连续计算工龄；特权之二是允许借阅宫廷图书馆龙图、天章二阁和国家图书馆三馆秘阁的藏书。特殊待遇之一是“赐以御书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这就等于是从皇帝的私房钱里拨款赞助修史；特殊待遇之二是“以内臣为承受”，英宗安排了一名宦官在书局服务，以便沟通—宦官是能够进入宫中走动的，由此来确保皇帝对《资治通鉴》编修工作的直接关怀。书局的所有这些特权，神宗即位之后都保留了下来，神宗还为《资治通鉴》钦赐了书名，作了序。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离开中央、外放永兴军，熙宁四年（1071）离开永兴军回洛阳“靠边站”，书局却一直保留在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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