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熙宁七年（1074）的奏状中，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措辞尖锐的激烈批评，他说：

方今朝之阙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广散青苗钱，使民复负债日重，而县官实无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与细民争利，而实耗散官物；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结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

这六项“朝之阙政”，第一是青苗法，第二是免役法，第三是市易法，第四是西北用兵，第五是保甲法，第六是农田水利法。西北用兵带来的财政压力，是真真切切存在的。那么，司马光对于其他各项新法的批评，究竟是对真实情况负责任的反映，还是带着有色眼镜的着意歪曲？

应当说，基本符合事实，但却未必能够事事切中肯綮。比如，司马光对青苗法的评价是两败俱伤，既造成了民间的贫困，“使民复负债日重”，又没给朝廷带来什么好处，“而县官实无所得”，“县官”指中央政府。这句话，前半是对的，后半则未免“想当然尔”。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政府得到了不少的好处。单以熙宁六年为例，青苗利息就达到了二百九十二万贯，为数是颇为可观的。这对青苗法法令上所标榜的，‘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讽刺”。市易法也让严肃的现代研究者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虽然立法时表现出摧抑兼并的外貌，但是，政策规定只是它阳宣的一面，财政考虑才是其阴伏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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