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一切发生在1982年秋天，一个已经遥不可及、模糊不清的年代，与现在相比，完全是另一个时代，难以理解。

仅仅在三年前，瑞典政府还将同性恋列为疾病，包括尤汉·库贝里（Johan Cullberg）这样的心理学权威仍将同性恋形容成一种缺陷。同性恋男子真是幼稚的可怜虫，身心发展还停滞在肛门期，依赖母亲，无法独立自主，简直就是个悲剧。

当时，针对这个议题也有不少瑞典文书籍出版，包括沃斯壮与维德斯坦出版社的《同性恋》一书，声称立场开明，出于善意，或者“致力于为这项怪异缺陷所造成的众多问题提供公正、先进的描述”。这些书籍封底的介绍文字表明了其创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发掘预防同性恋发展的可行性”。《同性恋》一书还引用了动物学家摩根·霍尔加德（Mogens Höjgaard）关于所谓“动物世界中异常的出轨力量”的说法。

同性恋会被贴上疾病标签，部分可归咎于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先争取同性恋者权利的社会运动人士，像卡尔·亨瑞奇·伍瑞克（Karl Heinrich Ulrichs）、卡尔·马利亚·卡本尼（Karl Maria Kertbeny）与马格努斯·赫斯菲尔（Magnus Hirschfeld）等人。他们极力推动的论述与活动，最后却造成同性恋在社会大众眼里，从行为上的恶性负担变成一种生物性缺陷，一种自然界悲剧性的怪异现象。他们的用意本是为了反驳禁止同性恋、对同性恋者处以刑罚的法条，最后却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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