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生活的年代正是英国从世界巅峰衰落下去的年代，他亲眼见证了一战和二战，他对英国当年的贫富两级分化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反对战争，反对压迫，反对资本主义的一切，这些你难道都不知道吗？”李凡略带讥讽的用英语说道，“事实上，他是第一个支持苏俄的革命的，并且在1931年访问了苏联，研究他的作品能离得开这些吗？是，他的创作挽救了当时低迷百年的英国戏剧，可是他凭什么挽救的？不就是说出了底层劳苦大众的故事吗？”

“可是，可是在这之前，狄更斯的作品里也有类似的故事啊！”

“所以，狄更斯也是一位著名作家啊！他的作品对英国文学的影响小吗？”

雷迪在自己的专业里居然被李凡给问住了，他想了一会，还是放弃了挣扎。

接下来的话题就是一些学生提出的“经济理论到底有没有差异”这个话题，这时，林正之就不客气的把李凡推到了前台，让他去回答学生们的疑问。

“我记得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莱布尼茨说过，‘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历史也证明了所有事物的多样性，目的不同，主体不同，怎么可能没有差异呢？何况由于各地文化不同，地理气候不同，消费的习惯也不同，经济理论的发明必然是有着特定的局限性，这就告诉我们，任何理论都不是可以拿来就用的，得去剖析和了解其核心意义，如果相近，有可取之处，那就可以进行改良后加以运用，如果经过分析后，与当地的实际情况满拧，你们说，那样的理论能用吗？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水土不服’，历史上，这样的经验教训可是不少，同样，西方一些唱衰我们经济的经济学家可都不是泛泛之辈，他们为什么老是估计错误？而且是一错再错，有时错的离谱错的没边了，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我们，不知道我们民族文化的内涵，不了解我们民族在经济发展上的规律，所以，西方人的一些设想最后是完全没有可能达到的，这点我是有信心的。”李凡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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