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后，凭借自己掌握的技术，在明末清初长期主持西洋历局和钦天监工作，参与了历法改革、火炮制造、中俄谈判、地图测绘等活动，开启了中国天文学、数学和地图测绘等学科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同时，传教士们也十分注意把中国儒家经典介绍给欧洲，增进了欧洲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

在这场中西文化大交流中，传教士介绍的欧洲地理学知识，虽然没有像火炮那样直接影响着明清之际的军事、政治形势，也没有像《泰西水法》那样改善着中国的农业水利技术，但它冲击着中国士大夫们对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对传统的华夷观产生了很大的疑问。中国士大夫们一直把华夏文明视为天地之间最高的文明样式。“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华夏即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四夷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从汉代张骞通西域，一直到明初郑和七下西洋的一千三百多年间，中国人的世界地理认识进展非常缓慢，使“四海之内”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意识，不断地强化为一种“虚幻环境”，这在中国历代刻印的“华夷图”、“广舆图”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这些地图上，中国的区域位于地图的中心，区域很大，周边的国家位置模糊，汪洋大海被人为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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