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深刻地表现出了古代的忠臣的本质。从民族的角度看，史可法是联虏平寇的主要倡导者，对满清统治集团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哪怕是在图穷匕见的时候，还有着非常软弱无能的表现和举动。他在清军入关后既不主张收复失地，也不愿意对可能地入侵的严加防范。诚然，当时的情况有许多事情是史可法个人不能左右的，但是当机会到来时，他甚至不愿意去做一些有意义的尝试（高杰事件）。在同样艰难甚至在后来更艰难的时局下，许多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给予清军沉重的打击，其功绩强于史可法百倍不止。然而后来的许多人把史可法视为忠臣和爱国者，无非是在殉节者中史可法地位最高，私德上无可挑剔，符合了封建时代的道德要求。在封建社会，忠诚是对君主的忠诚。只要你忠于皇帝，无论是残酷镇压自己的同族，还是和异族合作，都是不值一提的。史可法忠于明室，城破殉节，就足以成为忠臣的典范。什么？你说他曾经想和野蛮人一起镇压本民族劳动人民、杀害自己的同胞？一群吃不饱饭的造反的农民，早该全都杀了，谁和他们是自己人？怎么会因为民族这样的小事，玷污了我们史阁部的牌坊呢？

当然，我并不是说，史可法一无是处。考虑到后来各大军阀的不战而降，史可法反对收复北方，可能也是基于对藩镇的理解，知道藩镇们不愿意为收复失地流血牺牲。但是，在同样的时代，有陈子龙等有识之士提出了自强之道，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击败敌人，陈子龙最后也死于抗清斗争。相比之下，史可法对清朝卑躬屈膝，完全不愿意做最坏的打算，甚至没有发表过什么自立自强的言论，就连做高杰儿子的义父都出于偏见不愿答应。评价一个人时，我通常是怀着较为谦虚的态度，如果他做了很多事但是取得的成就很小，我往往会先看他所处环境和具备的客观条件。但是如果一个人毫无作为，那随之而来的恶果只能是咎由自取 。不管实际效果如何，史可法生前并没有试着为汉民族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哪怕和后来的许多抗清志士相比，无论是主观目的还是客观行动，都称不上对民族有益。连德高望重的史阁部都如此，何况其他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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