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文化机制非常奇特，一方面愿意颂扬一些人的声誉，哪怕其作品虚假苍白得令人咋舌，另一方面也把一些作家视为异类，打入另册，贬损之，批判之。摇旗呐喊式的颂扬和狂风暴雨般的贬损，都源于一个时期的文艺政策和某些人卑劣狡黠、趋炎附势的心态，与正常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遭此劫难的不止格罗斯曼一人，然而他既不愿从此搁笔、停止创作，也不愿改弦更张、随波逐流，等待他的只能是更悲惨的结局。

四年的残酷战争，母亲及其他亲属在战争中遭受悲惨命运，战后辛勤笔耕却遭贬损封杀，对一个文化人来说，是最痛苦的，格罗斯曼陷入精神上深深的孤独无助之中。但亦正是这难言的孤寂，使他能彻底洗涤人生的喧闹与浮名，去与长眠地下的亲人和战友对话，探寻真理，挖掘历史、战争、生存和命运中深层次的蕴藉。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对个人迷信的揭露，使苏联文学开始“解冻”气候，亦使格罗斯曼那颗冰冷孤寂的心充满希望和新的活力，他下定决心，要再次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他重新形成的历史哲学观。因此，虽然他着手创作的《生存与命运》是两部曲的第二部，虽然作品的情节线索依然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主线，虽然《为了正义的事业》的主人公除了为国捐躯者，不少人物仍在小说世界中继续生活和战斗，受着生存与命运的煎熬和拨弄，但作品从构思、观念、手法到整体的思想艺术水平，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完成了一次飞跃，达到了新的高度。如果说，作家在《为了正义的事业中》所要表达的最高思想，是为正义而战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那么在《生存与命运》中，一切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深邃得多。作家已经不是单纯地描写历史事件，描写人物的生活和命运，而是在对现实生活和人的生存与命运的根本现象的叙述之中处处绽放着自己的思想之光，以及自己对社会、战争、民族、人类命运的独特见解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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