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冷落，死备哀荣，对笔耕终生、孜孜以求真理和理想的文学家来说，这种截然相反大起大落的命运在苏联并不罕见。倒是文艺学界和评论界对《生存与命运》的评价之高，令人侧目。不妨引鲍恰罗夫与阿纳尼耶夫的两段评论。

鲍恰罗夫1922年生，莫斯科大学教授，著述甚丰，有关苏联文学的研究和评论专著近二十部，1973年更因一部《人与战争·战后军事散文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闻名遐迩。此次他为《生存与命运》撰写了几万字的后记，并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他说：

我们的评论家们经常叹息，哪儿有类似《战争与和平》，描写1941年至1945年战争的史诗作品？《生存与命运》以及它那强有力的历史哲学观点，就是这种规模的作品。

（《十月》1988年第一期，第129页）

阿纳尼耶夫1925年生，著名战争题材作家，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十月》杂志主编，他撰文道：

格罗斯曼是我们时代的伟大作家，《生存与命运》是苏联文学的经典之作。

（《文学报》1988年8月24日）

可见，学界对格罗斯曼和《生存与命运》的评价异乎寻常之高。当然，这里所引只是几段结论性的意见，评论家们自有他们对作品的详细阐述，无须笔者赘述。

当年，初读《生存与命运》，我就曾被作者大胆的思想、犀利的笔触、主人公们催人泪下的悲惨命运和作品史诗般的规模所震撼。作为研究苏联文学现状的学者，我曾读过大量新出版的，甚或“回归”的苏联文学作品，但没有一部作品能如《生存与命运》具有如此强烈的震撼力，具有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史诗规模。激动之余，我迫不及待欲将格氏的这部作品移译过来，介绍给中国读者。但由于某个环节上的疏漏，未能将本人在清样上对译文所做的详细校订予以勘正，以致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十年后，译林出版社购得此书的版权再版，给了我一个“改正错讹”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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