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虽不敢直接交结肃顺，但他和湘军集团通过肃顺门客的牵线，仍与肃顺有着不少间接或直接的交往，比如说左宗棠“昭雪案”、曾国藩推荐高心夔为肃顺幕僚等，这些在后来的一些私人记载中都可以获得蛛丝马迹。

不过在辛酉政变后，朝廷为稳定政局、争取人心起见，对与肃顺有关系的一般党羽都未予追究，高心夔、王闿运等肃府门客均得以全身而退，未受牵连或审问。与此同时，有关他们在肃顺和湘军之间牵线搭桥的详细资料也都遭到了销毁，以至于当年肃顺与湘军具体的交往细节，后人已无法完全弄清楚了。

换句话说，那拉氏、奕訢等人不是不能深究湘军集团与肃顺的关系，他们是不愿意深究。

以往朝中专与湘军作对的人也有不少，祁寯藻、彭蕴章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两位。这两位京师大佬一向都是自己不做事，专跟在别人后面挑毛病，并以此来获取皇帝的欢心，他们在咸丰朝时曾不断攻击曾国藩和湘军。

政变后，祁寯藻做了同治的老师，彭蕴章则还担任着左都御史。彭蕴章故技重施，又想靠过去的老一套在新主子面前讨巧。他写了一个时事条陈，准备让军机处代奏，条陈的大意是说湘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建议撤除湘军和削去曾国藩的权力。不料军机大臣们不但不肯为他代奏，还讥笑老头子已经糊涂到看不清基本的政治形势，连投机都不知道该怎么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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