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突出洋枪队在关键时刻的战斗力外，薛焕在奏折中也没有忘记提及华尔对大清帝国的“顺从和忠诚”。

对于借助洋兵“助剿”，那拉氏、奕訢虽已不像咸丰时那样保守固执，但仍非常忌讳。新洋枪队的士兵全部是中国人，且可以不依靠英法联军支持，独立在战斗中取得胜利，对于这一点他们不会有什么不高兴的，所顾虑的主要是华尔等洋人。

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国尽管自古就有雇佣外国军事人才（“番将”）的传统，然而历朝历代留下来的相关经验也同时表明，这些“番将”的忠诚度并不一定可靠。不可靠就容易出乱子，有时还是大乱子，比如唐代安禄山发动的安史之乱，有些史家就认为它不是单纯的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诸侯之间的内战，而是中国人和叛变了的“番将”及“外国”雇佣军之间的争斗。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向来都是以中国为中心，中国之外全都是“外夷”，即便开明如奕訢、文祥，思想意识上也从来没有能够脱离这一窠臼。衡量外夷是否忠实，由来已久的尺度只有一个，那就是文化归顺，中国的文化典籍称之为“向化”“来化”“慕义”。

早在1861年，华尔就向道台府和美国公使馆提出申请，要求“归化”为中国臣民，以及改变“服色”，改穿大清官服。华尔当时这么做，主要是迫于压力，避免因违背中立而再遭逮捕和起诉，同时也让美国政府不能利用其国籍插手洋枪队内部事务。薛焕是个老官僚，中国官员常见的机敏、圆滑、谨慎等特点在他身上一个不缺，他自然不会傻到将这些背景和盘托出，他在奏章中一再强调的，是华尔对朝廷如何“真心实意地忠诚”，以及“抑制他‘向化’的忠诚似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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