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耶律德光御驾亲征，携大辽国全国健儿，气势汹汹地第三次南下，第三次战役打响。

与前两次不同，后晋早就做好了迎战准备，耶律德光无法实施“闪击战”。让我们转移到后晋的视角，回溯这半年多的时间：

开运三年（946）正月，贝州永清军留后梁汉璋就奏报朝廷，“蕃寇屯聚，将谋入寇”，随后定州奏报“契丹入寇”。

警报一直在响，石重贵当然不会无动于衷。

正月，石重贵诏令李守贞率兵巡视北方边境；

2月，诏令滑州皇甫遇率兵押运粮草到易州、定州等边境城镇；

3月，任命皇子石延煦为澶州节度使，把太子爷放到前线，接受战争的历练，积攒人脉、资历、声望，为将来承继大统做准备；

6月，定州奏报“蕃寇压境”；诏以李守贞挂帅（北面行营都部署），皇甫遇为副司令，张彦泽为骑兵总指挥，李殷（时任定州义武军节度使）为步兵总指挥。

对于即将到来的大战，石重贵显得胸有成竹，在河北地区乃至全国都在紧张应对的时候，石重贵过得依然逍遥快活：

2月，命臣僚陪他泛舟饮酒，喝嗨了，跑到杜重威家，跟姑爸爸对饮，“醉方归内”；

5月，“游船习射”，然后又喝大了，“帝醉甚……夜分方归内”。

契丹人虽然无法实施“闪击战”，但他们在开局依旧获得了巨大的优势，因为后晋较之以往更加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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