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她的话我撒娇地笑着说:“徐阿姨,我和依依乐乐他们能遇到您和徐叔这样的亲人,是多么的幸运啊!您不知道,我一直担心着您俩不要我们了哪,所以老是要小心翼翼的呢。您是知道的,现在有的感情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呢,如果能用好多好多钱买到我们这样的亲情,我是非常乐意的!”
嘴上说笑着,我心里却酸酸的想哭。
徐阿姨两口子在
我和依依,以及乐乐身上,无私付出的好,真的是让我想花多少钱都愿意留在生活中的。
那些男人可以毫不吝音地给我一笔笔的钱,可是他们投放在我身上的感情,总是那么的缺乏确定姓,我深深知道那些海市辰楼般的缝蜷浴爱浓欢蜜意,很可能在某个转折处,就轻易地失去,了无痕迹。
徐阿姨听了我的话,善感的她不禁先落了泪说道:“贝儿要是这样的话,以后咱再也不说了。我们就是一家人,我缺钱用了的话,自然就跟你要了,你以后不要再主动给我了,不然我真的伤心了哈。”
正在画画的依依突然转过身来,用小胳膊紧紧地拥抱住了我和徐阿姨的腿,将小脸埋在我们的身体中间,一句话都没有说,但是那个温软的小身子,像一只小羽毛一样紧紧依附在我们身上,让我和徐阿姨忍不住都带着眼泪笑了出来。
智力方面恢复了不少的乐乐,憨憨地说:“奶奶,姑姑,谁把你们欺负哭了?以后乐乐长大了保护你们!”
说着,还晃了晃他紧紧接起的小拳头。
过了两天,我打电话给乔仲博撒着娇说想请几天假,去闺密楚玉那儿玩几天,请坏爸爸准奏,看可行不可行。
他痛快地同意了,说他要参团去外省调研几天,这期间让我外出散散心,好好玩,回来以后好好收心工作。
然后跟领导报批了事假,申请获准以后,给楚玉打电话跟她串通了一下,说要打着去她那儿玩的幌子,偷着去云南逍遥几天。
楚玉嚷嚷道:“重色轻友!患难时候就想到了闺密我,逍遥时候就知道跟男人们去鬼混,哈哈。”
跟她嘻哈了一番后,她突然问我:“石浩平最近忙什么呢?他追缴到他的未婚妻人选了吗?”
听她提到他,我的内心愧疚了一下说:“我也不太清楚哪,我跟他并不常接触的,你跟他再没发展吗?”
楚玉叹口气说:“他的态度非常鲜明,我知道没戏了。算了,我跟他毕竟离的远不,过是烧火那啥一头热罢了,只是一点点小动心。比起我跟许长青的荒唐来,应该很好治愈了。”
结束通话后,我的心头又压抑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在特意躲避与石浩平联系,跟他在一起会给我增加心理负疚感。
他好像一面镜子,会照出我的污秽,让我不愿意面对那样的自己,所以就选择了避开他,也逃避面对自己醒凝的生活。他知道我心里的阴暗,所以非常默契地尊重了我的逃避,只要我不联系他,他就听令地不来联系我。
过了几天,我与徐峰一起坐上了飞往昆明的航班。
第一次乘坐飞机是与****乔仲博,这一次是与开发商徐峰,他们都是成熟男人带给我的感觉几乎一样。
可以撒娇,但一定要懂得适度,可以任性,但一定要善于察言观色,可以在床上颠覆他们,但公开场合一定要表现地淑雅客矜,保持社交礼仪的分寸。
我们坐在一起,好像彼此并不认识,低声交谈,其实是他说我听,而且内容跟他脸上表现出来的冷静严峻,极其不符……
他跟我说,小时候他们村里的小孩子最惊喜的事情,就是老远就听到天上不知道哪片云层后面的飞机,传来嗡嗡地响声,然后大人小孩就一起仰头寻找着空无一物的天空说,“飞机来了,飞机来了!”
然后就看到天际有一个小到地瓜般大小的黑影,慢慢移动了过来,从他们的头顶嗡嗡地划过去,留下一溜细细的烟线,然后又嗡嗡地飞远,直到再也看不见。
大人小孩仰着发酸的脖子,看着细细的云线,被风扩散成粗线,意犹未尽地说:“这飞机,要是能在咱们西坡地里掉下来就好了,这样咱就能看看这家伙,落到地上到底得有多么大的一佗了。”
听着他跟我说这些久远的事,我想笑又忍住,内心还酸酸涩涩的。
其实比他年轻十多岁的我,何曾不是如此的卑微傻想过?
以前连公交车都是选乘没有空调,因而便宜一块钱的,我也是谣望过高空中的飞机,以为自己也许要很多很多年以后,才会有机会登上这种交通工具的。
我们那个年代以前的大部分机票价格,还是让许多普通阶层感觉真心肉疼的。
抵达昆明以后,他去公务,给我报了各景点的纯玩团,让我自由活动。
次日晚上,我从丽江回来,他也结束了工作安排,带我出去吃了晚饭。
我们喝了一点点红酒,微酵薄醉感觉很好,饭后,他牵着我的手,在滇池坝漫步。
我们像一对优游的情侣,虽然年龄差有点大,但是我恰恰喜欢这种,介乎于男人与父亲间的微妙感觉。
他跟我说,八十年代末的时候,他曾经来云南“贩卖”过十来个女人回去,给农村里因各种原因娶不上媳妇的男人当老婆,当然还有多少个安徽的女人,多少个四川的,多少个甘肃的。
对于出身农村的我来说,这种事几乎是司空见惯的,所以并不引以为奇,我老家那个小村子里就有三四个“云南媳妇”。
这些被骗或自愿到沿海省份给当地男人做了老婆,生了孩子的女人,普遍矮丑黑,性格偏孤僻,有的非常聪明,但是聪明的太过“崎岖”,所以就着了徐峰这类“中介骗子”的圈套。
我记得小时候经常会听说,谁谁家从内陆地区买回来的媳妇跑了,又被追回来了,追回来就用绳子捆到炕上,直到她们怀了孕,才会稍微放开一些她们的行动自由。
有的孩子都生养了几岁,还会冒着被打的危险跑走不再回来。
但是大多数被倒卖到这里的女人,还是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跟着当地那些极其不出众的男人,一起过起了日子。
跟村里人相熟以后,她们会说,你们沿海这儿的妇女生活还是挺好的,没有我们那边的苦,我们那边总是要背着大背篓上山下山地干重活,比你们这边的活累,技术还落后。
那时候看着她们认命的样子,小小的我会想,如果是我遭遇了她们这种命运,被迫与那么老丑的陌生男人结婚生孩子,我宁可一头碰死。
上世纪
八十年代的时候,帮人倒卖外地媳妇回来的活路,是非常赚钱的,有些老剩男攒了一辈子的钱,就为了买个女人回家,就都送给人贩子了。
这种生意在农村还比较受欢迎,许多人家要托亲告友地才能买到这样的媳妇,而且上世纪时候,思想依然朴实的农民,没有谁会去举报这类非法行为的,并且都大力支持。就连当地的公丨安丨部门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
的确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那批首先富起来的人当中,相当一部分是走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路线,一路打着法律的擦边球,积累起了滚雪球般的原始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