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华北平原植棉发展也非常迅速。山东植棉州县明代大约40多个，清代增至90余州县；除了数量增加外，更为重要的则是专业化、大面积种植的发展，在一些主要产区棉花种植比重已相当之高，出现了粮棉并重，甚至棉花种植超过粮食作物的现象。如山东西北棉区清平县，棉花种植“连顷遍塍，大约所种之地过于种豆麦”；高唐州“种（棉）花地多，种谷地少”；夏津县则是以棉花收成好坏衡量“年之丰歉”。直隶的正定、保定二府及冀、赵、深、定诸州都是棉花重要产区。乾隆年间黄可润《畿辅见闻录》载：“直隶保定以南，以前凡有好地者多种麦，今则种棉花”；直隶总督方观承《棉花图》也说，“冀、赵、深、定诸州属农之艺棉者什之八九”。

江浙太湖流域一些地区农民种桑养蚕，形成顾禄《清嘉集》卷4中所说的“环太湖诸山，乡人比户蚕桑为务”的情形。万历的《秀水县志》中说：秀水县之王江径，“近镇村坊，都以种桑养蚕缫丝织䌷为业”。明末清初张履祥在《补农书》中说：“吾里（指桐乡县）蚕桑之利厚于稼穑，公私赖焉，蚕不捻则公私俱困。”

同治时期《长兴县志》言：农家“一岁赋税、租债、衣食、日用皆取给（桑蚕）焉”。以上很多农户把蚕桑视成主业，有的地区蚕桑收入超过稻田。

长江流域种茶相当普遍。据地方志记载，清代浙江于潜县山区农民“仰食于茶者十之七”。江西义宁州“最上腴土栽茶最多”，致粮田日减。安徽太湖县种茶农产，收入“不减稼穑”。湖南平江县“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湖北鹤峰州有些农户“赖此（指种茶）以为生计”。四川永川县某些地区，农民“赖此（指种茶）为衣食者甚众”。丹棱县西部山区，茶园“蜿延数十里，种植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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