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释》一诗中的“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早在陶渊明之前阮籍、嵇康已发表过类似的言论。阮籍在《达庄论》中指出：“至人者，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以天地变而不移。生究其寿，死循其宜，心气平治，消息不亏。是以广成子处崆峒之山以入无穷之门，轩辕登昆仑之阜而遗玄珠之根，此则潜身者易以为活，而离本者难以永存也。”在同一文中他还认为：“作智巧者害于物，明著是非者危其身，修饰以显洁者惑于生，畏死而荣生者失其真。”不过，阮籍的“恬于生而静于死”还是一种纯理论形态，陶渊明《神释》不只是释“自然”比阮籍透脱，更重要的是陶将这种理论变为一种生存选择、一种生命存在。“纵浪大化中”就是返回自然，使个体与天地融为一体，它是诗人面临死的深渊时生的决断，因而是他生命意识的核心。

在意识到个体终将“身没名亦尽”之后，为什么要作出“纵浪大化”这一返回自然的存在决断呢？再美的盛誉也将湮没无闻，盖世的功业终将成为过去，耀眼的荣华更是转瞬成虚，个体不能指望通过这些而超越自身，然而，作为感性存在的个体生命又得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因为这个在具体时空中存在的“人生”来去匆匆，“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他总是不断地追求超越生命的有限而与无限合一，期望回归本体以求得永恒。可这个本体又不是慧远那超绝的西方净土，也不是葛洪那缥缈的“帝乡”，而就是千秋永在的自然。死去则“托体同山阿”（《挽歌诗三首》之三），生时就“纵浪大化中”，与大自然深心相契，与山川万品归于一体，在感性的时空中超越感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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