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辞》写生归田园，《自祭文》写死归黄土陌，机杼仿佛；‘永归于本宅’与‘田园将芜胡不归’，均先事而预拟屈时耳。”无论是生归田园还是死归黄土，所表达的主旨都是“复得返自然”“纵浪大化中”。《自祭文》为诗人逝世前的绝笔，标志着他生命的终结与创作的终结，而承受生命终结的方式和态度则是他生命意识最为真实而集中的体现。

如前所述，当时承受生命终结的方式不外乎：或者设定一个彼岸世界——西方净土——作为死后灵魂的栖居之所，或者炼丹服药让个体得以久视长生，或者立善扬名建功立业好让自己流芳百世。信佛、求仙、求名三者可谓殊途同归：都希望永久地占有自我。如果以个人不朽为旨归，那么，信佛越虔诚，求仙越热衷，求名越卖力，越表明他们精神境界的狭隘，越说明他们没有超越自我，越证明他们心中有私——仍然沾滞于个人的生死得失，佞佛、求仙、求名者其实都没有超脱生死。

陶渊明对人生短促有超乎常人的敏感，而对人生短促的感受越深，其超越人生有限性的渴望也就越切，不过，诗人与上面那些佞佛、求仙、求名者不同，他并不以追求个人不朽来超越人生的有限。他否定了“形尽神不灭”的说教，也明白“帝乡不可期”的事实，同时又放弃了立善求名的选择，因而拒绝在天国、“帝乡”中求得永恒，更不在乎死后留芳百世，《自祭文》中再次郑重地宣称自己“匪贵前誉，孰重后歌”，并明确地使自己与求名者划清界限：“惟此百年，夫人爱之，惧彼无成，愒日惜时。存为世珍，没亦见思。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捽兀穷庐，酣饮赋诗。”那些“愒日惜时”之士的人生紧迫匆忙，企图以其功名、富贵、盛誉使自己生前为世人所珍视敬仰，死后为后人所追忆传诵，生死始终是他们的挂碍。相反，陶渊明丝毫不以生前为世人所欣羡为荣，也不以死后为后人所思慕为意，轻视世人所珍视的“前誉”和“后歌”，他并不害怕失去自己“不再值”的生命，真正达到了以天地为怀的无私境界。有对生命的无私才有对死亡的无畏：“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自祭文》）这种辞情俱达的文字在文学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诗人对生十分眷恋珍惜，对死却又那样豁达坦然。自己既然禀生命于大化——“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祭文》），那么重新回归所自出的大化——“从老得终”“于今斯化”，又哪值得凄凄怨怨哭哭啼啼？又有什么抛舍不开割断不了的呢？明张自烈在《笺注陶渊明集》卷六中评论道：“今人畏死恋生，一临患难，虽义当捐躯，必希苟免，且有纩息将绝，眷眷妻孥田舍，若弗能割者。嗟乎，何其愚哉？渊明非止脱去世情，直能认取故我，如‘奚所复恋’‘可以无恨’，此语非渊明不能道。”诗人认为由少至老再由老至死是一个自然的变化过程，不必把它看得过于神秘，也不必对此惊恐不安，在他的许多诗歌中常把死亡称为“化”：“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还旧居》），“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悲从弟仲德》），“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连雨独饮》），还有《自祭文》中的“余今斯化”等等。所谓“化”就是天地之运或宇宙变化，生死是天地之运的结果，所以承受死亡的态度也应是“正宜委运去”“应尽便须尽”。当一个人走完了“从老得终”的生命历程，对死去不应该再有什么遗恨，此时还要恋生畏死就是私心未泯，俗情仍在。《自祭文》中的“余今斯化，可以无恨”“从老得终，奚所复恋”，是诗人在纩息之际将早年所肯定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生命意识，变为一种自己迎接死神的方式。他何止是泛泛地了然于昼夜之道，对生死已经完全无挂无碍不沾不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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