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真正认识到陶渊明“出类拔萃”的是宋人。唐代诗人大多向往意气和功业，因而对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颇有异议；诗文创作崇尚壮丽丰腴，因而对陶诗难免“枯槁”之叹，总之，陶渊明在终唐之世都没有成为一般诗人效法的对象，少数诗人将他与谢灵运并称“陶谢”就要算是他所受到的最高抬举了。可是，一到宋代，“陶渊明纷然一日满人目前矣”。被南朝人捧为“富艳难踪”、被唐人捧为“诗中之日月”的谢灵运，这时被大多数诗人看成是不能与陶渊明并论的二流诗人，“谢康乐未能窥彭泽数仞之墙”已成诗人们的共识。不仅仅谢灵运不能与之并论，在宋人眼中陶渊明古今独步，一代文宗苏东坡在《与子由书》中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他还在《陶骥子骏佚老堂二首》之一中声称“渊明吾所师”。这并不是苏轼兴之所至的偏激之言，它代表了苏轼晚年成熟的诗歌见解，也几乎是有宋一代诗人们的公论，从北宋到南宋的诗坛巨子无不以陶渊明为师，更无不以陶诗为诗歌的极致。陆游在《读陶诗》中说：“我诗慕渊明，恨不造其微……千载无斯人，吾将谁与归？”他还勉励自己说：“学诗当学陶，学书当学颜。”他将陶渊明诗歌与颜真卿书法作为诗和书法艺术的顶峰。辛弃疾称“陶县令，是吾师”。诗论家许顗也认为“陶彭泽诗，颜、谢、潘、陆皆不及”，曾纮更是认为“陶公诗真诗人之冠冕”。宋代的思想家也无不推尊陶渊明，真德秀甚至认为：“渊明之作，宜自为一编，以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为诗之根本准则。”陶诗既被奉为诗艺的圭臬，陶公自然也就被推为诗国巨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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