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前后“七子”标举格调，主张诗歌师法汉魏与盛唐而轻视六朝与宋代，少数诗人和诗论家对陶渊明偶有微词，但明代绝大多数陶渊明的接受者还是公认陶为第一流大诗人，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进一步得到确认，人们常将他与屈原、杜甫并列，甚至有人认为他是《诗经》之后的第一人：

陶公自三代而下为第一流人物，其诗文自两汉以还为第一等作家。惟其胸次高，故其言语妙，而后世慕彼风流，未尝不钦厥制作。

——何孟春《陶靖节集跋》

晋处士植节于板荡之秋，游心于名利之外，其诗冲夷清旷，不染世俗，无为而为，故语皆实际，信《三百篇》之后一人也。

——何湛之《陶韦合集序》

情之所蓄，无不可吐出；景之所触，无不可写入，晋惟渊明，唐惟少陵。

——王圻《稗史》，引自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诸本评陶汇集》

更为重要的是，明代的诗人、诗论家和陶诗专家获得了自己的期待视野，不再像金、元人那样通过苏轼的眼光来看陶，因而，明人对陶渊明文本具有新颖的艺术感受与理解，如黄文焕、许学夷、锺惺、谭元春等人都对陶诗提供了较有深度的艺术解释，无论是褒是贬都不拾人余唾，既断以己意又言之成理。

明初的开国文臣宋濂在《题张泐和陶诗》中说：“陶靖节诗，如展禽仕鲁，三仕三止，处之冲然，出言制行，不求甚异于俗，而动合于道，盖和而节，质而文，风雅之亚也。”其弟子明初理学家方孝孺则从人生态度上推崇陶渊明：“吾尝于陶渊明有取焉。渊明好琴，而琴无弦，曰但得琴中趣，虽无音可也。嗟乎！琴之乐于众人者，以其音耳，渊明并其弦而忘之，此岂玩于物而待于外者哉，盖必如是而后可以为善用物……渊明之属意于菊，其意不在菊也，寓菊以舒其情耳。乐乎物而不玩物，故其乐全；得乎物之乐，而不损己之天趣，故其用周。”另一理学家薛瑄从“真情”的角度推崇陶诗：“凡诗文出于真情则工，昔人所谓出于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辞》、武侯《出师表》、李令伯《陈情表》、陶靖节诗……皆所谓出于肺腑者也。故皆不求而自工。故凡作诗文，皆以真情为主。”明初有复古倾向的吴讷认为诗文格以代降，四言诗崇《诗经》，五言诗崇汉魏，将晋代诗人都置于曹、刘之下，唯独认可陶渊明的四言、五言诗，把它们视为文学史上的例外，不仅不是格以代降，其成就反而超过了文学高峰的建安：“《国风》《雅》《颂》之诗，率以四言成章，若五、七言之句，则间出而仅有也。《选》诗四言，汉有韦孟一篇。魏晋间作者虽众，然惟陶靖节为最，后村刘氏谓其《停云》等突过建安，是也。”他还认为“五言古诗，载于昭明《文选》者，唯汉魏为盛。若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固为一时之冠。究其所自，则皆宗乎《国风》与楚人之辞者也。至晋陆士衡兄弟、潘安仁、张茂先、左太冲、郭景纯辈，前后继出，然皆不出曹、刘之轨辙；独陶靖节高风逸韵，直超建安而上之。”成化、弘治年间的文坛领袖李东阳，提出以格律声调为主要内容的格调说，评价诗人时自然也以格律声调为褒贬，但对从不刻意讲求句格声调的陶诗仍能识其妙处，他在《麓堂诗话》中称赞道：“陶诗质厚近古，愈读而愈见其妙。韦应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则过于精刻。”他的弟子何孟春对陶诗更礼赞有加，许陶为“西汉以还第一等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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