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委心”与“委运”的存在方式，与魏晋“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的人格理想一脉相承。魏晋名士受尽名教的桎梏拘系，见惯了许多士人的虚伪矫情，十分厌恶礼法之士“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的丑态，渴望坦露“任实之情”和畅达自然之性。嵇康认为不论是“尧舜之君世”还是“许由之岩栖”，只要他们各自“能遂其志”都无可指责，“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事实上他已把委心循性当作“君子百行”人生选择的准绳，他自己“不涉经学”“不喜作书”“不喜吊丧”“不喜俗人”“卧喜晚起”“心不耐烦”“轻肆直言”，无一不是依“循性而动”这一准则处事为人。魏晋名士们不仅不堪忍受名教的束缚，而且要求抛弃一切外在于生命的功利目的，一切都为了生命的适意与称情。如《世说新语·鉴识》载：“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阳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不过此时不少名士将“自然”等同于人的感性欲求，认为“好荣恶辱，好逸恶劳，皆生于自然”，假如不能“燕婉娱心，荣华悦志，服飨滋味，以宣五情，纳御声色，以达性气”，就是“不本天理”，就是“悖情失性”。从理论上肯定“人性以从欲为欢”，在生活上就会滑向纵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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