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种批评尺度及其运用的回顾与反思

“人民性”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古代诗歌批评中最重要的价值尺度之一，它决定了一个诗人地位的高低、一首诗歌价值的大小，也左右了批评家对诗人与诗歌的褒贬，甚至影响到读者对其人其诗的好恶。在这个世纪行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回顾该价值尺度在这五十多年古代诗歌研究中的曲曲折折，倒不是由于我们现在觉得它有趣，而是由于这对未来的学术研究有益。

“人民性”这一范畴显然是个舶来品，它在中国古代儒、道两家的文论中都找不到渊源。即使强调文学功利目的的儒家诗教，也只是主张诗歌必须为当政者的政治服务，要求以诗“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歌的社会作用仅限于“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倒是说过写诗应“为民”，但其落脚点却在于“为君”：“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坦白地说自己之所以写“新乐府”一类诗歌，不过是为了尽一个谏官“补察得失之端”的职责。

据苏联顾尔希坦说，在文学批评中第一次使用“人民性”这个概念的人，是十八世纪的俄国学者拉地谢夫（1749—1802），而我们今天文学批评中所使用的这种意义上的“人民性”概念，则直接源于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他们在大量的文学批评中十分强调文学的人民性，尤其是杜勃罗留波夫，他在自己的文学批评中把“人民性”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尺度，而且专门写了《论俄国文学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俄国平民性格特征》等长篇论文，系统地阐述了文学中的“人民性”问题。杜氏尖锐地批评了那些只盯着“小集团的卑微利益”，只“满足少数人的自私的要求”的贵族文学。他通过对俄国文学史上优秀作家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人民性”的内涵：不能仅仅“把人民性了解为一种描写当地自然的美丽，运用从民众那里听到的鞭辟入里的语汇，忠实地表现其仪式、风习等等的本领”，这些只限于“人民性的形式”。“可是要真正成为人民的诗人，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水平，丢弃阶级的一切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等等，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要使诗歌具有真正的“人民性”，诗人就必须冲破“某一个派别，某一个阶级的局部利益”，“从大公无私的观点，从人的观点，从人民的观点来解释”一切，以深厚真挚的同情心去“表现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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