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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性”在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的命运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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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要求通过诗歌对个体心灵的陶冶,以达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目的。忠君后来成了封建社会评价诗人最重要的价值尺度,东汉王逸认为品评一个诗人的首要标准应“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伟大诗人屈原之所以受后人推崇首先是他“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是他“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政治操守, 连文论家刘勰也是首先肯定他“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的忠贞,然后才赞叹其“惊采绝艳”的文采。前人对陶渊明的赞美也多集中在他“耻事二姓之验”,“眷眷王室之心”。史家说他“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一直是后世诗论家的美谈。唐代的大诗人杜甫更是被塑造成了“每饭不忘君”的忠贞典范。在过去诗论家眼中,一部中国诗歌史就是一本历代诗人的“精忠谱”。对于这种将诗中字字句句胶绕牵扯到故国君父之思的解读方法,甚至在封建时代就有人觉得“几无复理,俱足喷饭”。 明许学夷激烈地主张不能以忠君这一政治尺度来评论诗歌:“靖节诗,唯《拟古》及《述酒》一篇,中有悼国伤时之语,其他不过写常情耳,未尝沾沾以忠悃自居也。”赵凡夫云:“凡论诗不得兼道义,兼则诗道终不发矣。如谈屈、宋、陶、杜,动引忠诚悃款以实之,遂令尘腐宿气勃然而起。且诗句何足以概诸公,即稍露心腹,不过偶然,政不在此时诵其德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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