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研究者由对领袖的崇敬逐渐演变为对领袖的迷信，对古代诗歌也由“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逐渐变成“只是”“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人民性”也因而由一种重要的价值尺度凝固为一种钦定的套子。于是，过去诗论诗话中的优秀诗人都是清一色的皇帝忠臣，1949年以后的文学史论中的优秀诗人转眼便变成了清一色的人民肖子。大家不妨去翻翻近五十年的文学史，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到辛弃疾，这些大诗人的诗词中所抒写的情怀无一不是同情人民疾苦、憎恶上层权贵、热爱祖国山河、揭露社会黑暗等等，除了名字和年代不同以外，我们简直分不出他们各自的面孔。

我国古代这些杰出的诗人都是抒情诗人，他们既胸襟博大又个性鲜明，而且都在自己的创作中毫无矫饰地坦露真情，怎么会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者笔下成了千人一面呢？

既然对一个诗人肯定或否定的尺度只是“检查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那么，我们那些既学养深厚又感受敏锐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为了给自己长期景仰爱戴的诗人在文学史上争得应有的地位，就顾不得诗人自身情感体验的特点及与之相关的艺术个性，只得从这个唯一的先定前提出发，在诗人的创作中去寻找与“人民性”内涵相契合的诗歌或诗句，并将他们从其创作整体中抽离出来，加以强调、突出、放大，所以，我们在每个诗人“思想内容”的阐述中，只能看到千篇一律的爱人民、爱祖国、恨权贵这一类生硬而又抽象的“思想品德”鉴定。如一部很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卷《杜甫诗歌的思想性》一节中说：“杜甫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也达到了他以前的作家所不曾达到的高度。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高度的人民性。这有以下各方面的表现。‘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是杜甫诗歌人民性的第一个特征。杜甫始终关切人民，只要一息尚存，他总希望能看到人民过点好日子，所以他说‘尚思未朽骨，复睹耕桑民’。（《别蔡十四著作》）因此他的诗不仅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而且大胆地深刻地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对祖国的无比热爱，是杜甫诗歌人民性的第二个特征。正如上引诗句所表明的那样，杜甫是一个不惜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者。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的血诚。可以这样说，他的喜怒哀乐是和祖国命运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一个爱国爱民的诗人，对统治阶级的各种祸国殃民的罪行也必然是怀着强烈的憎恨，而这也就是杜诗人民性的第三个特征。杜甫的讽刺面非常广，也不论对象是谁。早在困守长安时期，他就抨击了唐玄宗的穷兵黩武，致使人民流血破产。”说杜甫爱民爱国这本没有错，但若像这样将他的诗歌内容归结为孤零零的爱民、爱国、憎恨统治者三条，便使人觉得杜甫的诗情单纯得近于单薄甚至单调。从这种分析阐述中，再也见不到他那“地负海涵”的博大胸襟，见不到他那“雄深浩荡”的深广诗情，见不到他在自己的国家由盛转衰这一特殊历史时刻的沉郁、焦虑、痛苦和不安。研究者撇开了杜甫对时代、历史和人生独特的体验，完全以杜诗去图解“人民性”的内涵，在杜诗中寻章摘句以印证“人民性”的本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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