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在知识类型上崇“实学”而弃“空言”，这一知识类型的价值判断，深刻地影响了他文献学的知识与图书分类。

我国第一次知识与图书的分类，是汉代确立“独尊儒术”这一意识形态之后完成的。向、歆父子既是古典文献学的奠基人，又是著名的经学大师；《汉书·艺文志》撰者班固同样深湛经术，有经学名著《白虎通义》传世，而且他本人还是一位坚定的圣学卫道者，批评司马迁“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所以从《七略》《别录》到《汉书·艺文志》的知识和典籍分类中，儒家的六艺（六经）处于独尊的地位，这种独尊地位一直保持到晚清。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自序》中说：“中国学问是向来只有一尊观念而没有分科观念的。”由于古代学者心存“一尊观念”，其他各科知识自然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空间。在《七略》及《汉书·艺文志》的知识系统中，六经之外的知识不过是“六经之支与流裔”，所有知识都是六经的流裔和派生物。在《隋书·经籍志》及《四库全书总目》那里，经为各学之权衡，史为经之羽翼，子为经之流裔，集为经之鼓吹，总之，在这种知识的价值等级中，各科知识离开了经就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依据。难怪唐代的文献学家称自己整理文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弘道设教”，清代集古代文献学之大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更宣称：“盖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明王道者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什么是这些文献学家眼中的“杂学”呢？《四库全书》编者对此有明确的界定：“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他们以是否遵经为唯一的判断标准，对所有的典籍“一一辨厥妍媸，严为去取”，对那些“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狭（当作‘挟’——引者注）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这与其说是在“编录遗文”，还不如说是在宣扬“圣学”。近人杜定友在《校雠新义》中也对这一做法大为不满：“学无门户而强分内外，经为宏道，史以体尊，子为杂说，集为别体，一以尊崇圣道，以图书分类为褒贬之作，失其本旨远矣。”郑樵早就认为“《七略》所分，自为苟简，四库所部，无乃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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