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我们阐述了《讲疏》对《四库提要叙》“考镜源流”上的正误,此处再分析对《四库提要叙》“辨章学术”上的纠偏。
在辨章学术的过程中,学者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各自不同的价值判断,不同的学术倾向又影响着他们对不同学派、学科、学术的评价。由于尊圣、崇经、忠君的立场,四库馆臣毫不掩饰自己“编录遗文”的目的,是“以阐圣学、明王道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事”。他们认为经文“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对经书只能信仰而不得怀疑,对“天裁”“圣谕”只能赞颂而不可否定,一切以“天裁”的是非为是非,以“圣谕”的好恶为好恶。尽管四库馆臣反复申言“参稽众说,务取持平”,不断强调“扫除畛域,一准至公”,可是由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政治态度及学术倾向,他们在月旦学人、论定学术、评价学派时,正如张先生所批评的那样,有时难免“逞爱憎之私,失是非之公”。他们在总叙小叙中所阐述和勾勒的学术史,有些部分像夸张变形了的“学术漫画”:有的学人被拔高圣化,有的学派学人又被贬损丑化。
先看四库馆臣对汉学、宋学的态度。他们主观上申明要“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表面上看,似乎对汉学与宋学一碗水端平,而实际上正如《讲疏》所指出的那样,这些都是馆臣们的门面话,“然通观全书,于评定学术高下、审断著述精粗之际,仍多扬汉抑宋之辞。盖习尚移人,贤者不免”。《讲疏》还特地提醒读者说:“读是书者,宜知其论列古今,自不无偏袒之见也。良以纪昀学术根柢,仍在考证。江氏《汉学师承记》,取与江永、金榜、戴震诸家并列,以其治学趋向同耳。其撰述《提要》有所轩轾,不足怪也。”清从乾嘉开始,汉、宋之争形同水火,在《诗经》研究领域里,“攻汉学者,意不尽在于经义,务胜汉儒而已。伸汉学者,意亦不尽在于经义,愤宋儒之诋汉儒而已”。这两派名义上是论是非,而实际上是争胜负。《四库提要·诗类叙》两边各打五十大板,一边说对于两方的意见“全信全疑,均属偏见”,一边又说“至于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皆事须考证,非可空谈。今所采辑,则尊汉学者居多焉”。从馆臣的取舍可以看出,他们对汉学、宋学的态度并不那么“持平”,张先生在汉宋之争中才真正能“消融门户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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