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文救命》刊出后，一位退休公务员传了一封信到我的治事处来，认为香港回归之后，各部门大小官员确实必须多多磨练公事中文，并且应该参考民国以来的公文，以此为基础，尽量学会书写简明扼要的公函与报告。这位先生要我不妨以手头资料为例子，多写几篇让人借鑑。他说他读过胡适书信集，觉得胡先生的白话书信清楚明白，却嫌太过白话了，不如他的“半文言信件值得参考”。

胡适之写的白话文书信我很喜欢，清楚明白之余还很有感情。这样的文字固然不适合写公函与报告；胡先生写公函、写报告另有一套文体，是浅白的文言，那是最值得香港官府参考的范本了。不久前《传记文学》连载的傅安明遗稿《回忆胡适之先生》里有一些胡先生写的信件和报告，都很值得看。蒋介石一九四二年夏天免去胡适之驻美大使之职，特聘他为行政院高等顾问。那次调动突如其来，使馆同仁起初以为是宋子文的傑作，后来才看出与宋美龄有关。胡适之当然不会接受行政院高等顾问的任命，他写了一封这样的电文给蒋介石：

适自民国二十三年第一次致公书以来，每自任为国家作诤臣，为公作诤友。此吾国士大夫风范应尔，正不须名义官守。行政院高等顾问一席，敬乞准辞，想能蒙公鉴原。顷得西南联大梅蒋两校长电，令适回校教书，一俟医生检查身体后，倘能胜高飞，当即作归计。并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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