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金性尧先生的书已经好多好多年了,尤其喜欢读他论清代笔祸的鸿文,报刊上一有他的文章也必定细读。老先生今年都八十一了,还可以“考评史事,议论诗文,拈来便是题目”,真难得。最近,广州的朋友沈展云给我寄来一本金先生的新书《饮河录》,书名别緻,典出“鼹鼠饮河”一语,寓意欲望不大,极易满足。金先生说这本书内容都谈古人古事,常常为抄书而踌躇苦恼,不抄原文却又很难取信於人。他举了昭君出塞为例,说是汉家大事,长为后人所艳称,多少诗人为她歌咏感叹,惋惜一代红颜的终身竟误於贪金的画工之手。经过余嘉锡先生的考证,原来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看了《后记》里这段话之后,先翻读书中《昭君出塞的真相》,觉得引用资料非常简洁,条理分明,也不沉闷,肯定比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亲切。金性尧在排比各家议论之后,还是得出了自己的推论,教人加倍缅怀昭君幽怨的一生。他说:
我姑妄揣之,《后汉书》所以有这样一段记载,恐是从《元帝纪》赐单于待诏掖庭云云而来,因为汉既以昭君赐单于,则昭君必是天生丽质,而此一丽质尚待诏掖庭,猜想心中必有怨意,由怨意而又有自请之行,然后便有元帝惊艳。我们从文学的眼光看,倒是很有欣赏价值。
(二)
扬之水替这本书写的《跋》开笔就点出金性尧文章的特性:“很早就喜欢先生的文章,最初的‘相识’,大约就是从几篇旧文开始的。先生之文,不以文采胜,亦非以材料见长,最教人喜欢的,是平和与通达。见解新奇,固亦文章之妙,但总以偶然得之为好;平和通达却是文章的气象,要须磨砺功夫,乃成境界,其实是极难的。”这是对的。金先生考评史事的文章篇篇都做到平和与通达,靠的是他的见识和情味。历史不可能有规律;史书不可能无偏袒;研究历史的人因此格外需要阅历与识见,也不可没有敏锐的思绪和感情。判断和结论无非只是判断和结论,历史家既乏起死回生之术,证据是不可能从古人的墓园里长出来的。因为这样,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始终在做着“读史漫兴”的工作,尽量利用虚无缥缈的史料营造一座历史气象的主观複制品,供人追忆,供人深思,供人借鑑。金性尧先生的读史文章发挥了这一层功能。他在《清代笔祸录》一书的《前言》里说:“三百年的时间过去了,文字狱也将成为历史的魅影,今天面临的是新的时代,维护良知,发扬宽容,免於恐怖,耻於诬陷,是一切明智者的共同祈望。”这正是金性尧议论古人古事的深意与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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