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让司机带我去布卢姆斯伯里，然后身子往后一靠，让自己平静下来，回想前天跑到圣詹姆斯广场上寻找帕里时那种断断续续的感觉。当时，他代表着我认为充满了莫名恐惧的未知，而现在，我把他看作是一个迷茫、古怪而不敢直视我的年轻小伙儿，他的缺陷和情感渴求令其于人无害。他是个可悲的家伙，一个讨厌鬼，但毕竟不是威胁。就像克拉莉莎说的那样，他是一个趣味盎然的故事中的角色。经过如此热切的相遇后，我却能够把它从我的思想中清除出去，这或许有些反常，但在当时，这似乎既合理又必要——早上我已经耽搁太多时间了。出租车开了还不到一英里，我的思绪已经飘向了当天要做的工作上。前天，我在希思罗机场等候克拉莉莎时，这篇文章就已经在我的脑中初具雏形。

我特地预留出这一天，用来撰写一篇关于微笑的长文。有一份美国科学期刊杂志将用一整期的篇幅刊登文章，主题被编辑称为一场“心智革命”。生物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们正在重塑社会科学。标准社会科学模式这一大战后的共识正在不断分崩离析，人的本性需要重新考量。我们刚降生到这个世界时，既不是白纸一张，也不是什么万能学习机，更不是我们所处环境的“产物”。如果我们想要认清自己，就必须知道自身的由来。我们像地球上的所有其他生命一样进化，许多先天的不足和能力伴随着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而它们全由基因决定。我们的许多特点，我们的脚形，我们眼睛的颜色，都是固定好的；而在其他方面，例如我们的社会行动、性行为以及语言习得，都需要我们在生活中让它们自然发展。不过，这一进程并非具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我们都有一种本性。人类生物学家的言论证实了达尔文的观点。我们通过面部表情流露内心情感的方式，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基本相同，而婴儿的笑容是特别容易单独区分和加以研究的社会信号。它同时出现在卡拉哈里沙漠里的桑人婴孩和曼哈顿上西区的美国幼童的脸上，并且具有相同的作用。爱德华·O·威尔逊曾绝妙地说道，它“促成了对父母之爱和亲密感情的更丰富的分享”。然后他接着说，“在动物学术语中，它是一种社会行为释放器，是与生俱来、相对恒定的信号，作为媒介引导着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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