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克拉莉莎的角度——或者至少从我事后推断的角度——来观察她回家时的情形,应该会更清楚。她爬上三层楼梯,手里提着五公斤重的皮包,里面装满书和论文,而在从地铁站回家的半英里路上,她一直提着它。这一天她过得很糟:首先,昨天她辅导的那名学生——一位来自兰卡斯特的生嫩女孩——哭叫着给她打电话,大吵大嚷,语无伦次。等克拉莉莎劝女孩平静下来后,她指责克拉莉莎布置的阅读任务过于繁重,无法完成,害她在研究上陷入了死胡同。浪漫主义诗歌课堂讲座上得也很差,因为被指定做讨论报告的两个学生没有准备任何材料,而其他小鬼也没在阅读上花心思。临近中午,她发现自己记事用的笔记本不见了。午餐期间,有位女同事一直抱怨她丈夫在床上过于温柔,缺乏征服她所需的侵略性,无法给她应得的高潮品质。下午,一场大学评议委员会议耗去了克拉莉莎三个小时,她发现自己不得不把票投给最不坏的选择:砍掉她所在院系预算的百分之七。会后她立刻前去接受校方管理层的“工作表现与效绩”面谈,对方提醒她,她一直没有按时填写《工作量定额进度表》,而且她用在教学、研究和管理上的时间比例也不平衡。
拖着大包上楼时,她感觉比平时更吃力,心想自己也许快要感冒了。她鼻梁发酸,眼睛刺痒,后腰上也开始发疼,而且痛感逐渐扩散开来——对她来说,这往往是病毒感染的可靠先兆。最糟的是,那场气球事故的记忆又袭上了她的心头。这段记忆始终留在她的脑海里,但这一天大部分时间里,她都与它保持距离,将它当成了一件轶事,单独存放在一格里。现在,它破格而出,侵入了她的内心,仿佛指尖沾上的气味挥之不去。从傍晚开始,她脑海里就一直浮现着洛根放手时的影像,伴随着这幅影像,那种惊恐无助的感觉也一直与她形影相随,并似乎因而产生了类似感冒或流感的生理症状。和朋友们谈这些事情好像已经没用了,因为在她看来,她已经无理性到了极点。走上最后一段楼梯时,她注意到,疼痛正逐渐扩散到她的膝关节上。或者,这只是因为你已经不再是二十来岁了,还要拖着一大堆书上楼梯?她把钥匙插入前门锁孔,感觉精神稍稍一振,因为她想起乔会在家里,他总是很善于在她需要的时候照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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