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天,恰逢欧洲刚刚解放,再加上有利的外汇汇率,我的岳父母伯纳德·崔曼和琼·崔曼便趁此时机踏上了前往法国和意大利的蜜月之旅。1944年,他们在布卢姆斯伯里的议事大楼里初次邂逅,二人都在那里工作。当时我的岳父是一名剑桥大学的理科研究生,手头上有一份与情报部门相关的文职工作,事关特殊物品的供给。我的岳母通晓数国语言,她所在的办公室与自由法国联系密切,用她的话来说,她的工作就是消除在与自由法国人士交流时产生的障碍和别扭感。偶尔她还发现自己与戴高乐同在一间屋子里。是一份涉及将脚踏缝纫机改造成发电机项目的翻译工作,将她带进了她未来丈夫的办公室。直到战争结束将近一年以后,他们才获准离开工作岗位。他们在四月喜结连理,并想在迎接和平时期、享受婚姻生活、开始平民工作之前,去度过一次夏日旅行。
在我尤为关注这些事情的年月里,对于处在不同阶层的人们所能找到的各不相同的战时工作,我曾做过许多思考,在丰富的选择面前,就我所知,那种为了体验新自由的朝气蓬勃的愿望,对我父母的生活没有产生丝毫影响。他们同样在战争结束不久后结了婚。我的母亲曾加入过妇女土地服务队,后来我从一位姨妈那里得知,她讨厌那份工作。1943年,她被转移到科尔切斯特附近的一家兵工厂里干活。我的父亲在步兵营里服役。他毫发无伤地从敦刻尔克大撤退和北非战役中幸存下来,最后在诺曼底登陆时中了子弹。那颗子弹干净利落地穿过了他的右手掌,连一块骨头也没伤到。其实我的父母本也可以在战后去旅行的。据我所知,就在我父亲复员回家的时候,他们从我的祖父那里继承了数百英镑的遗产。按理来说,他们可以自由地安排出行,不过我怀疑: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朋友们,都没有产生过这种念头。这笔钱被用来买下了我和姐姐出生时所在的那栋排屋,以及用来安置家里的五金生意(我曾把这看作是我家庭背景狭隘的又一个方面);而正是这笔投资,让我们的生活在父母突然离世之后得以有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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