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我的部门里阴云密布、情绪低落。闲聊遭到禁止，或者说，是大家自觉禁止了闲聊。我们在晨衣或者羊毛衫外面套上大衣，茶歇和午饭时间也忙着工作，就好像是在替我们的失败赎罪。那位叫查斯·芒特的文官，平时还算是个乐观沉着的人，在这个月里居然抓起一份档案就往墙上砸，害得我和另一个姑娘跪在地上，花了一个小时才把文件重新归档。我们小组把所有本行业里出现的失误——比如“黑桃”和“氦气”——都算在自己头上。也许他们听了太多反复强调的关于“谨防特工身份暴露”的指令，也许他们一无所知。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正如芒特反复用各种方式重申的那样，既然我们将在自家门口迎来惨无人道的暴行，那么做如此极度危险且代价高昂的安排，是毫无意义的。处在我们的位置，我们没必要把他已经心知肚明的事情再跟他说一遍：我们正在对付的这些“小分队”，彼此都没有联系，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按照一篇《泰晤士报》社论的说法，我们面对的是“全世界组织最严密、手段最无情的恐怖组织”。而且，即便在这样的日子里，行业竞争依然激烈。平时芒特嘴里总是嘟嘟囔囔，指天骂地，矛头针对伦敦警察厅和皇家北爱尔兰警队，在五处这些说辞就跟《主祷文》一样流行，大意是：对于情报收集或分析一丁点概念都没有的土包子警察，实在是太多了，不过通常他们骂出来的时候，言辞可没那么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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